赵晓回复刚兄：中国新教化是否“没可能性”？

作者：赵晓

刚兄：

五四除了造就了几代反传统的左右两翼知识分子以外，别无所成。

中国走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因为，中国社会缺失支撑西方政体的硬性社会结构和承载西方民主的行为载体。

新教化在中国同样没可能性，因为其教义与华夏的祖先崇拜不相兼容。即使每个中国人都接受洗礼，在华夏土壤上的新教，必然将是一件表白内黄的道袍。

我不愿意看到一个这样的中国，更无能扭转乾坤。只有一走了之。

以上，还望赵兄包涵。

赵晓：

刚兄好，非常开心与您的交流——“友直、友谅、友多闻”，何其难得！

您的观点颇具洞见！尤其是五四运动所造就的知识分子（陈独秀为代表的红左，胡适为代表的白左），以及中国社会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困境，确实令人深思。

但您对新教化的不可能性判断，或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华夏文明的祖先崇拜与新教信仰是否真正“水火不容”？

固然，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家族宗法，而基督信仰强调“一神之下，万人平等”，二者在价值体系上有所不同。但历史证明，文化冲突并非不可化解。

例如，韩国同样有儒家传统，却成为基督教影响最深远的东亚国家，如今是全球基督教堡垒；非洲原本满是部族信仰，如今福音却在许多国家深深扎根。

所以，中国的祖先崇拜亦并非绝对障碍，关键在于如何在神学上重新理解“孝”与“敬”。

事实上，基督信仰强调“孝敬父母”，但同时指出终极的归属乃是天上的父亲 ——全人类共同的父亲（《出埃及记》 20:12；《马太福音》 10:37）。文化适应不是对信仰的扭曲，而是让福音能真正深入人心，正如当年保罗面对希腊化世界的传教策略。

第二，“新教中国化必然是表白内黄的道袍”之说，是否过于悲观？

如果所谓“表白内黄”是指形式上的接受、内在仍是旧文化主导，这的确是新教历史上曾发生的现象（例如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在士大夫群体中的传播受阻）。但我们若以基督教在西方自身的历史来看，其文化影响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数百年社会转型的结果。

从加尔文的日内瓦，到英国清教徒的宪政试验，再到美国的建国信仰，这些都是漫长的文化塑造过程。如果以短期效应论定福音的成败，则未免低估了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工作。

此外，今日中国虽未普及新教精神，但基督教社群已蔚然成为社会良心的一部分，许多知识分子、商界领袖和文化人正在重新思考基督信仰的价值。只要有种子，就有发芽的可能。

第三，“中国缺乏承载西方民主的社会结构”，是否意味着道路已完全封死？

你指出中国社会缺少支撑西方政体的“硬性社会结构”和“行为载体”，这的确是事实。中国缺少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领主制，亦缺少英美所经历的公民自治传统。

但问题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基于信仰与制度的互动发展的结果。新教改革催生了个人责任伦理，进而影响了契约经济与代议政治。这一切并非某种文化的“专利”，而是因信仰而生的社会实践。

那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这些先决条件”，而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方向”。中国历史上不乏外来思想的成功吸收，例如佛教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若福音真正深入人心，它也定会逐步塑造新的社会载体。

最后，走，还是留？

哈哈，您说自己“不愿看到这样的中国”，这真的是让人心伤不已。但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希望？从历史来看，每个文明在转型期都会经历混乱、挣扎和探索。欧洲也曾经历蛮族浩劫，直到福音更新了整个社会。若我们相信历史的主权在神手中，如今恩典已经临到神州，那么中国的未来就不是一条封死的死路，而是一个尚未完全展开的剧本。

您说“只有一走了之”，哈哈，要真心祝福您去也！——但于我，愿用寸草之心，选择“依然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