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湖兄：读《自由、保守及主义》的一点回响——关于自由、尊严与信仰的对话

作者：赵晓

谢谢铭湖兄惠转大作。您说“请批评指正”，不敢当。谨认真拜读并回馈。

兴致盎然地读完《自由、保守及主义》，深感您在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上的造诣之深、文献掌握之广，尤其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历史脉络与概念分殊所做的精细辨析，令人钦佩不已。

您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古典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下“消极自由”理念）的坚守，自认是“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在我看来，您所理解并捍卫的，是自由主义传统中那套最具道德底线和制度理性精神的核心价值。

我非常欣赏您以公共理性为基础，对自由、保守主义、制度原则的系统梳理。您强调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相互守护，强调传统与经验的政治理性，这些都是我深表赞同的立场。

我也自认是保守主义者，不过我的“保守”更多强调自由之源的终极基础——即，自由是“被赋予的”，而非人类自我创造的。我相信，自由并非源自“共识”或“历史经验”，而是源自某种超越人的秩序。因此，我愿与您从“公共理性”出发，一起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如果自由是一种权利，它为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一、从公共理性出发的三个核心追问

1. 如果没有超验来源，自由为何神圣？

您说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但若避谈“天”——“上帝”或基督教，只停留在自然神论，甚至经验主义的层面，这一主张真的站得住脚吗？

若没有一个高于人间制度与社会共识的“权利赋予者”，那么所谓“自由权利”就容易沦为社会契约之产物——可协商、可让渡，甚至可被剥夺。那么，为何有些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底线”？难道仅凭所谓的“普适价值”或者自由主义者们的大声疾呼，就能使某些权利“神圣化”？

事实上，历史经验恰恰告诉我们：共识极易崩溃，制度底线在极权面前往往脆弱不堪。洛克之所以有效，是因他将自由建基于“上帝的自然法”，而非单纯的人文共识。这点，恐怕也是古典自由主义难以回避的神学张力。

2. “人人平等”的根基何在？

您说，自由主义以“人是目的”为出发，强调人的尊严。但这就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的价值从何而来？

是靠能力？出身？财产？血缘？文化？如果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立场（比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所谓“人人平等”就只是美好愿望或政治修辞，而非不可动摇的伦理根基。

《独立宣言》中那句广为引用的宣言：“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力量正来源于“造物主”这个前提。如果这句话中的“造物主”被抽空，后面的一切也就站不稳了。

3. 如果自由只是法律赋予，它就可以被法律取消？

您强调“法律界定自由”，我理解您强调“自由需在法治之内”，这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应问：当一个极权政权借“法律”之名来赋予、规范、甚至剥夺所谓“自由”时——比如纳粹德国、苏联或文革中国——我们凭什么说，那些不是“真正的自由”？

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法律的正义标准，那所谓“假自由”就无法被指出来。真正的自由权利，不能只是“法律规定的”，它必须有高于法律的根源与标准。否则，“法律”本身也可能成为不义的工具。

二、进一步追问：从哲学到神学

1. 康德的伦理观：自由与道德律的终极根基

康德强调，自由是理性意志的表现，但他也坦言，理性本身需要一个内在的“神圣律法”来引导。他说：

“有两件事最令我敬畏：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这“道德律”究竟来自哪里？康德最终承认，它指向一种“先验的道德秩序”——换句话说，公共理性最终也需要一位“道德立法者”。

2. 洛克并不是无神论者

正如您所知，洛克不仅不是无神论者，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圣约神学”中成长起来的思想家。他在《政府论》中清楚地表明，自然权利之所以“不可剥夺”，是因为它们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是“自然法”的一部分。

因此，若将自由仅仅理解为“经验+法律制度”的产物，恐怕仍不足以支撑其作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的终极根基。

三、关于“尊严”与“自由”——何为人之为人的根？

您在文中写道：

“人是在精神上追求尊严的物种……人的尊严是通过拥有自由来保障和体现的。”

这段话在现代自由主义语境中成立，但我愿温和地提出不同观点：人的尊严，并不首先来自外在的自由，而是源自上帝赋予的、内在不可剥夺的神圣价值。

若人的尊严必须靠自由制度来成就，那么摩西不如法老，保罗不如尼禄，朋霍费尔不如纳粹军官。但事实恰恰相反——摩西的尊严，在于回应神的呼召；朋霍费尔的尊严，在于在监狱中见证真理、在死亡中荣耀信仰。

正如《箴言》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23）这“果效”，就包括尊严，也包括自由。

在基督信仰中，自由不是一个政治空间赋予的状态，而是一个灵魂在真理中被释放的生命状态。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又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34）

所以，一个没有真理的人，即便生活在最自由的制度中，也可能仍是“罪的奴仆”；而一个在真理中的灵魂，即使身处监狱，也拥有“不能被剥夺的尊严与自由”。

朋霍费尔在狱中写道：

“他们可以夺走我的书信、我的访客、我的光线，但不能夺走我对上帝的信靠。我的牢房有限，我的灵魂却得自由。”

这，才是真正自由主义者应有的灵魂勇气。

四、关于秩序——是压制，还是轨道？

您在文中援引柯克，强调保守主义的首要价值是“秩序高于自由”。但您并不太同意柯克的这个说法。

对此，我愿补充一点——尤其在中国语境下格外重要：

保守主义所重视的秩序，并非国家权力强加的秩序，而应是对“上帝所设之创造秩序”的承认与顺服。

圣经启示我们：神创造天地、各从其类，日月星辰有其节序，海有界限，人有律法。这是一位有秩序的神，祂的秩序不是用来压制人，而是保障人活在真理与恩典中。

自由，不是“无边界的选择”，而是“在正道上行走的能力”。

正如火车看似受限于轨道，实则唯有在轨道上才能自由奔驰。人若离开神设定的秩序，就不是自由，而是脱轨、混乱与毁灭。

因此，我完全理解柯克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但我更愿补上一句：

秩序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压制混乱，而是因为它来自神、指向善、保护自由。

若秩序不是出于上帝，而只是人为构建，那么它迟早会沦为新的奴役。唯有承认“有一位设立界限的上帝”，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

法国人将自由当作女神；美国人则强调“秩序、自由”，个人自由在上帝秩序之下，进而强调“法律与秩序”，这正是欧陆激进思想与英美保守主义的一大分野。

五、结语：为何信仰仍是自由的守护者？

非常感谢您的好文，也特别尊重您在制度自由与公共理性上的坚持。这种制度理性，是自由主义得以在世俗实践中立足的基础。但我也想与您一同思考：当这套制度体系遭遇极权冲击、文化崩塌、价值真空时，它靠什么守住人性的最后堡垒？

我的答案是：唯靠那位赋予我们自由与尊严的上帝。

您曾说您“以前一直是自然神论，现在则进一步基于理性更倾向于基督新教信仰”。这一点我非常珍视，也衷心期盼，我们能一起继续走在这条信仰之路上，一同追寻那位赋予中国人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的主。

愿我们在祂里面，得着：

真理里的自由、上帝面前的平等、内心中的尊严、无惧黑暗的信心、天国应许的大爱、以及基督永恒的盼望。也愿我们在这条信仰与思想的同行之路上，彼此砥砺，共同守望。

敬祷！

赵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