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及其危机以及基督徒的责任

雪薇：

罗尔斯的正义论确实太理学，抽象化。但又没有涉及关于战争与和平领域的公义观念。有人说过抽象的公义不是公义。

国际法二战以后建构的《联合国宪章》体系才是专管“战与和”的法律体系。其历史渊源来自既是神学家又是国际法鼻祖的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

欧洲三十年战争时期就面临这个严重的问题，在患难中，基督徒学者必然担负历史责任，研究国际法治的良治之道。他因此写了很多国际法专业书籍。

他的建构方法是根据历史研究，包括《圣经》律法来找出国与国之间“战与和”的自然法原则，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陆续促使欧洲各国缔结与战争相关的国际条约，成为国际法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战以后的《联合国宪章》，就是在这样历史中，发展出来的。这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公义的自然法原则的最好体现。

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原则来规范国与国之间战与和的问题。

因为多数国家已经接受了《联合国宪章》为最好的准则，而且该宪章还规定任何后续制定的国际条约都不得与它相冲突（103条）。它就相当于国际法中的宪法，或者母法的地位。 就是所有国家都接受以此宪章定义侵略战争和侵略者。 推翻了宪章就等于推翻国际法的宪法，进入国际法治的真空状态，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

如果侵略战争不再违反国际法，大国武力攻击小国的行为合法化，今日俄乌战争就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而已。人类将重新退回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前的丛林法则时代。

那场战争，仅德国就死了约一半左右的人口。三十年战争满目疮痍后，欧洲交战国家订立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第一个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止战条约，承认国家主权不容他国干预，每个国家信天主教还是新教全由自己国家决定。

赵晓：

雪薇所言极是。

《联合国宪章》的确是目前国际社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法律最高准则，承载着基督徒法学家格劳秀斯以来的国际法传统，试图为国际秩序提供公义框架。

但问题在于，环境是变化的，法律体系再完备，终究还要在现实环境中落地，依赖于实际执行机制与国际权力结构的约束。

我看到的国际秩序的大问题至少有两个：

1. 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国际法与现实权力的冲突

《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战与和的准则，依赖于国家的共同遵守。但当国家之间不再守信，国际法机制如何应对？

《联合国宪章》的权威性来源于成员国的共同遵守，但当成员国，尤其是大国不再遵守时，国际法治体系本身就陷入执行困境。例如：

WTO 规则： 原本是全球贸易规则的基石，但当大国不守信、也不再支持 WTO 争端解决机制，体系就难以有效运作。

联合国安理会： 任何大国若滥用否决权，联合国无法执行制裁，侵略战争的法律定性失去实际效力。

这正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的困境：当国际秩序的既有规则遭遇大国不守规矩的时候，法律体系又该如何维持其约束力？

2. 现实困境：大国耍流氓怎么办？

二战后，只有美国有原子弹，现在多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如果这些国家不守规矩，国际秩序如何维持？

传统国际法的逻辑是基于国家理性，但核武器的存在，使得大国有恃无恐，带来新的困境：

核大国之间的互相威慑，削弱了国际法的执行力。

二战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联合国宪章》能在核武器垄断时期有效发挥作用。

但随着苏联、中国、印度、朝鲜等国相继拥核，大国间的核威慑平衡使得战争规则改变，联合国已无法强制执行国际法。

大国在联合国体系下钻空子，利用规则实现实质上的扩张。

俄罗斯利用否决权，让安理会无法有效对其侵略乌克兰作出惩罚；

东大利用WTO体系，在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的同时，不遵守市场开放原则，损害全球公平竞争；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绕开联合国，以单边行动为主导。

核武国家的无约束行为，使国际秩序变得更加脆弱。

如果侵略战争不再被国际法明确界定为非法，大国武力攻击小国就会常态化，类似俄乌战争的冲突可能成为全球普遍现象。

3. 回顾往事看今天，要感恩和期待以及真正要思想的是什么？

我的思考是：要感恩美国的贡献，要冷静看待其战略调整，同时要期待新教文明国家能继续保持伟大。

二战后的全球秩序，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有条件、有代价的。美国的贡献最大，是全球秩序的奠基者，维护者，过去70多年间的最大贡献者！这一点不用多说。

如今，美国面临内部危机与外部挑战的双重压力，导致它不得不调整全球战略。

（1）内部危机：文明与制度挑战

左派激进化、文化战争加剧：从政治正确到性别议题，美国内部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国家认同遭遇挑战。

经济增长减缓、债务危机：美国政府债务突破3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高企，过去以美元霸权维持全球秩序的模式遭遇瓶颈。

社会失序、治安恶化：种族矛盾加剧，社会安全感下降，选民对传统建制派失去信任。

（2）外部挑战：全球霸权体系遭遇挑战

美国为此不得不作出基于现实主义的调整： 调整战略，“美国优先”，不再像过去一样承担无限责任，而是要求盟友承担更多义务。

即使如此，美国仍是目前自由世界的支柱：

没有美国的安全保障，北约、日韩安全体系就会崩溃。

欧洲防务仍依赖美国，乌克兰战争证明了欧洲在安全问题上的短板。

全球化体系仍然依赖美元，美国的金融体系仍是世界的核心。

美国的科技创新（互联网、芯片、AI）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科技进步。

未来何去何从？就看新教文明是否能继续强大，能否继续引领世界，否则一切都是白谈。

新教文明是美国的精神支柱

美国过去的强大，建立在新教精神之上，即：个人自由、勤奋、契约精神、信仰的道德约束。

但今天，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正在被削弱，信仰式微，导致社会分裂与内部动荡。

文明的衰落，意味着国际秩序的崩溃：

如果美国的文化认同、信仰体系崩塌，那么经济、军事优势也无法长期维持。

历史上，文明的衰落，往往比经济的衰落更可怕——罗马帝国不是因为经济崩溃，而是因为内部道德与信仰的沦丧。

未来的希望：新教文明的复兴，才能确保自由世界的持续领导！

美国需要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调整，重新找回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否则全球秩序难以持续。

如果美国无法继续承担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谁来填补真空？——如果没有美国，世界可能回到大国争霸的丛林法则。

如果美国不能继续承担领导责任，全球秩序将陷入不稳定，新一轮文明冲突与大国争霸可能难以避免。

美国所做的没有人感恩，过去称之为“帝国主义”。美国今天的后撤和调整，又被人痛骂。

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的责任是什么呢？也跟在后面骂，还是承担自己的责任，打自己美好的仗，推动自己国家的转化呢？这才是我们每一个最需要深思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