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国家都是相似的：自由市场与保守主义的回响——从西方兴起、邓小平改革到米莱魔法，谈保守主义与自由市场之道

作者 ：赵晓

托尔斯泰曾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放诸国家治理的领域，亦可套用：经济繁荣的国家往往建立在类似的政策底层逻辑之上，而陷入崩溃的国家，则往往在同一个陷阱中反复挣扎——政府滥权、财政失控、民间活力被掐灭。

2025年的阿根廷，正在以一种令人惊艳的速度，从深渊中反弹，成为拉美最令人瞩目的“奇迹样本”。而其背后，不是什么魔法，而是再朴素不过的原则回归：保守主义价值与自由市场制度的复兴。

一、西方崛起的“隐性方程式”：小政府+自由市场

19世纪末的欧洲、20世纪的美国，日本在战后奇迹式的复苏，韩国、台湾的腾飞……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指出：繁荣的前提，不是国家计划，而是权力放手；不是政府万能，而是市场自治；不是高福利，而是责任伦理。

这也是“西方经济奇迹”的制度基因：保障产权、预算纪律、开放贸易、低税负、高效能。小政府、轻干预，是现代资本主义成功的根基。

而这个模式曾被讥为“落伍”的保守派自由主义，却在每一次国家崩溃后的重建中，都屡屡成为救命稻草。它像空气，不在时，人才意识到它有多重要。

二、邓小平的勇气：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说西方的兴起是保守市场理论的胜利，那么中国的腾飞则是“市场实践出真知”的典范。

1978年以后，邓小平以大破大立的勇气启动改革开放，核心就是一个理念：放弃意识形态之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农村联产承包到城市企业改革，从引进外资到特区试验，中国用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经济自由化历程。

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国经济的奇迹”。因为，奇迹的背后，不过是对一个简单真理的遵从：放权于民，激活个体；限制政府，释放生产力。

在那段高光时刻，改革意味着放手，开放意味着信任，财政意味着节制，国企改革意味着融入竞争。经济的每一寸进步，都来自“减法”：政府少做点事，百姓才能多赚点钱。

三、米莱模式：保守主义的现实检验

而今天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也不过是在以更激进、更坚决的方式，重走这条道路。

2023年底，他接手的是一个几近破产的国家：三位数的恶性通胀、长期财政赤字、比索贬值、贫困率高达42%。但2025年中旬，阿根廷GDP一季度飙升6.1%，5月CPI月增仅1.5%，比一年前下降超过90%。通胀控制、财政转盈、货币稳定、投资回流、贫困率下降至34.7%……这一切令人瞠目。

他做对了什么？不是更多“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或者“刺激计划”“央行放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削减政府机构，裁撤公务员；

实现十年来首次财政盈余；

停止赤字货币化，终结滥印钞票；

放弃资本管制，恢复汇率弹性；

推动税制改革与投资激励；

放松劳动力管制，推动国企私有化。

这些改革，说穿了就是重建市场秩序、重建财政纪律、重建社会责任——自由市场加保守主义三件套，正是幸福国家的基础设施。

四、不幸国家的共性：滥权、通胀、国家主义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许多“持续失败”的国家，无论是津巴布韦、委内瑞拉，还是某些大国正在滑向的路径：

财政扩张毫无约束，赤字年年扩大；

央行沦为印钞机，货币贬值吞噬民生；

国有企业吞噬市场份额，排挤私营活力；

劳动力管制僵化，资本投资却步不前；

“效率”被“公平”替代，结果既不公平也没效率。

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责任的失落。任何忽视市场机制、忽视产权边界的政策，终将带来反噬。

五、未来的选择：回归常识，才有希望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困境，同样值得反思。民营经济信心不足、财政负担高企、国企垄断扩张、资本市场低迷、人口红利消退……这些不是不能解决，但必须勇于“再一次改革”。中国不仅要告别传统计划经济的绝路，也要告别凯恩斯主义的死路，彻底下决心走向市场经济与宪政文明。

今天，阿根廷再次告诉我们：魔法不是来自总统的语言，而是来自政策的逻辑；不是来自短期的救市，而是来自制度的重建。

一个国家想要幸福，最该做的，不是幻想万能政府、全民福利、计划经济，而是回归那套被证明过无数次的原则：自由市场、法治保障、财政纪律、社会责任、有限政府。

结语：

幸福的国家都是相似的——他们尊重常识、约束权力、释放个体。

不幸的国家却各有各的借口，最终都逃不过一个宿命：用“宏大叙事”掩盖市场失灵，用“国情特殊”掩盖增长失败。

你相信市场吗？你信任个人吗？你敢对权力说“不”并最终将权力装进笼子吗？

如果不，国家就只能继续“各有各的不幸”——苦难不能兴邦，从苦难中觉醒，才能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