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福音可以进入并转化中华文化，创造“新中华文明”？

作者：赵晓

几年前，我们启动了“新中华文明论坛”，盼望福音能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中开花结果。然而，这一构想引起了一些质疑。有人援引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对堕落文化的批判，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能有“上帝”的位置，因此“新中华文明”是不可行的构想。然而，这种观点误解了福音与文化的关系，也简化了加尔文的思想，并不符合《基督教要义》的思想。

一、加尔文并未全盘否定文化，而是指出堕落人心对文化的败坏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二章教导：“人心中有一种对神的感知，是无法抹去的”，他称之为“宗教的种子”（semen religionis），这说明神的普遍启示仍在人的良知中留下印记。然而，由于亚当的堕落，这种感知已被罪扭曲，人虽“知道神”，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罗马书》1:21-23）。加尔文因此强调指出，人若没有神的特殊启示——即圣经和圣灵的光照，就无法真正认识和敬拜独一真神。

全面与平衡地理解加尔文的思想，加尔文批判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堕落之人用文化建构起的偶像崇拜体系。加尔文更没有否认文化。相反，他承认：在神的普遍恩典下，未重生之人仍可在艺术、科学、政治等领域有所见识与贡献，这些都可视为“真理的火花”（sparks of truth）。当然，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文化本身有救赎之能，而是为文化在福音中的更新奠定了前提条件。

二、福音不是文化的附属，而是其主权性的光照与更新

加尔文主义文化观强调，福音不是附着于文化之上的装饰，而是审判文化、更新文化的主权真理。正如奥古斯丁所言：“我们掠夺埃及人的金银”（《出埃及记》12:35-36），乃是将异教文化中那因神普遍恩典而存在的智慧夺来，为荣耀基督所用。

H. Richard Niebuhr在《基督与文化》中提出了五种文化模型——基督反对文化（Christ against Culture）、基督属于文化（Christ of Culture）、基督高于文化（Christ above Culture）、基督与文化对立中的调和者（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基督转化文化（Christ 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其中，第五种“基督转化文化”（Christ 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被认为最贴近改革宗传统，代表人物便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与凯波尔。

改革宗强调：文化虽深受罪污染，但在基督主权下，可以被光照、炼净、更新，归向神的荣耀。这种转化不是靠人的文化努力或伦理教化，而是基于福音的宣讲与圣灵的重生之工。

因此，真正的文化转化，始于心的更新。若没有因信基督而得的新生命，再精妙的文明也不过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表现。因此，文化的“建造”必须建立在福音的“透视”（以《圣经》为镜识别文化）、“诠释”（用福音检验文化）、“转化”（靠基督重塑文化）之上。

三、“新中华文明”：真正以基督为主的文化更新，是可能且必要的

中华文化中确实存在普遍启示的痕迹，如“敬天慕道”“礼义为本”等均反映出神性的印记。然而，这些都必须在基督的光中被重新诠释和更新。因此，“新中华文明”，就是要致力于在基督主权下，重建以《圣经》为根基的中华文化形态，这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因为基督乃是万有之主。

相比之下，如果有些人想的只是把基督教元素融入中华文化的外衣，那就落入了文化优先、信仰次位的危险。这种“中国化的基督教”并非真正的文化转化，而只能是文化对福音的俘虏。

因此，我们呼吁：让福音成为文明的中心，而非装饰；让基督作文化之主，而非来宾。这正是加尔文主义文化观的真正延续，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像凤凰一样焕然一新的唯一盼望。

愿神使中华文化因福音的光照而重获生命，使万邦万民在基督里成为一新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