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名论、科学革命与基督教信仰——对吴国盛教授文章的读后回馈

作者：赵晓

师弟转来吴国盛教授的文章《唯名论革命为近代科学开辟道路》，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唯名论挑战了经院哲学的唯实论传统，从而为科学革命提供了思想前提，并最终促成了现代性的兴起。这一分析具有洞察力，尤其是唯名论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批判，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思维的转变。

以下几点是对文章的补充性和平衡性思考，就教于吴老师。

1. 唯名论的贡献与局限

吴教授正确指出，唯名论强调个体事物的独立性，削弱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为经验科学的发展留下了空间。然而，唯名论本身并未直接催生科学革命，正如文章所承认，经院唯名论者更多停留在逻辑推演，而未形成真正的实验科学。事实上，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真正动力，不仅仅来自唯名论的影响，更来自基督教信仰对创造秩序的确信。

因此，不理解宗教改革，特别是加尔文主义，恐怕很难正确评价新教文明及近代科学的崛起。

2. 现代性的根源：唯名论的唯一后果？

吴教授强调，唯名论导致了一个“不可预测、全然自由的上帝”形象，使世界陷入不确定性，最终促使人类通过科学来建立秩序。这一观点具有启发性，但可能过于简化。

唯名论虽然强调上帝的全能和主权，但并不意味着祂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事实上，宗教改革的神学（如加尔文主义）同样强调上帝的主权，但这并未导致信仰的崩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因为，若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序的，并且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么人就可以通过理性去探索自然的秩序。这正是近代科学兴起的核心认知前提。

此外，现代性的兴起涉及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多重因素，而非唯名论单方面的影响。例如，宗教改革强调个人信仰，间接促成了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想；文艺复兴复兴了古典人文主义，使人的主体性受到更多关注。因此，现代性的形成不能仅归因于唯名论，而是源于更广泛的思想变革。

3. 近代科学的真正动力：信仰与理性的结合

吴教授认为唯名论导致了一个“不可知”的上帝形象，使人类不得不转向自身，最终催生现代科学。

然而，历史表明，许多科学革命的奠基人，如牛顿、开普勒、帕斯卡，都是深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人，他们都虔诚地信仰这位愿意向人启示但人“不能完全参透”的上帝。为何他们的科学研究未受影响？因为：他们的科学探索，并非出于对神的不确定性的恐惧，而是出于对神所创造的有序世界的信心。

因此，科学革命的根基，并不是唯名论式的“上帝完全不可预测”，而是基督教信仰中“上帝创造并维持了可被认识的秩序”。正因如此，科学才唯独诞生并兴盛于基督教的世界，而非出现在其他宗教或文化体系中。

4. 唯名论的影响或许需更平衡地看待

吴教授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视角，指出唯名论对科学思维的贡献。然而，客观并历史地看，我们不能忽略基督教信仰在科学革命中的正面作用。唯名论虽然削弱了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但它并未直接导致科学革命。真正推动科学发展的，是对上帝创造的世界具有秩序、可被探索的信念。

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其他宗教或文化的社会中诞生，而是在基督教世界中诞生？

大概因为基督教世界观不仅强调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不完全可知，更强调上帝的信实与理性，这使得科学探索成为可能。正如培根所言：“科学乃是神学的婢女。”并且，宗教改革强调人人是管家，因此，探索、认识、管理世界乃是信徒的使命与责任，科学才有了神圣的动力。

因此，我们或许应当更平衡地看待唯名论与科学革命的关系。唯名论确实在思想层面打开了一扇门，但近代科学最终的动力，并不单纯来自唯名论的挑战，而是基督教信仰对创造秩序的确信。

科学的诞生，绝非源自对上帝的否定，而是对上帝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