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腐败，根源何在？出路又在何方？

作者：赵晓

2025年7月，少林寺迎来了一位新方丈——释印乐。按官方公告，他接替因“争议与调查”下台的前任方丈释永信，旨在“重整门庭、拨乱反正”。但舆论却普遍不买账，有人质疑这是“新瓶装旧酒”，也有人悲叹“佛门净地再无清静”。万众瞩目所在，正是少林的腐败。

那么，少林寺的腐败，根源究竟何在？真正的出路又在何方？

一、“三座大山”只是表象

有人指出，其问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商业化泛滥：寺庙年收入一度破10亿元，成为“景区+企业+宗教”的怪胎组合；

舆论丑闻：前任方丈涉入腐败与私德争议，虽未定罪，但已重创佛教声誉；

文化空心化：所谓“禅武文化”日益被演艺表演与商品消费取代，失却内核。

这“三座大山”，固然令人震惊，但如果我们止于此，只批判商业化，只谴责个人贪腐，那便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不见更深的制度之疾。

二、真正的病灶：政教合一的体制性腐败

少林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宗教败类”把持了一座千年古刹，而是中国体制内宗教组织整体异化的缩影。它的腐败，也不在于佛教“不清净”，甚至“商业化”表面，而在于宗教从被纳入政权统治系统的设计开始，就注定不可能清净。

在当前体制下：

所有“官方宗教”，必须加入宗教协会，接受政府领导；

所有“合法活动”，需备案审批、统一讲稿、统一思想；

所有“宗教领袖”，本质上是“政治任命”而非信徒选举。

少林寺之所以能年入十亿，不是因为弘法有方，商业化只是触因，但根本原因是权力——是因为它拥有政府授予的“品牌特许经营权”——寺庙不再是宗教空间，而是旅游IP、影视基地、政绩样板。宗教，异化为政企合体的怪物。

这不是佛教的问题，而是政教合一之下“体制性权力腐败”的必然产物。

三、历史镜鉴：从赎罪券到政教分离

其实，历史早已上演过类似悲剧。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一度是欧洲最富有的势力，甚至比王权更强。赎罪券、私生子、贪污腐化……无一不出现在那个被“神圣权威”包裹的黑暗体系中。

直到马丁·路德举起抗议的大旗，提出“因信称义”，挑战教皇的绝对权威；直到加尔文进一步提出并在日内瓦实验“政教分离”，主张权力与教会各安其位，西方宗教与政治的治理才各自重生，西方文明才得以腾飞。

归根到底，信仰必须属于良心自由，不能归附权力控制；宗教必须服务于灵魂，不能服务于政府。

四、现代出路：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

所以，中国如果要真正摆脱“少林腐败”，走出宗教困境，其出路绝非：

简单“换人”——官员腐败不是个人问题，是制度问题；

暴力打压“非法宗教”——只会让真信仰更地下、更绝望；

重搞“党建+宗教”——无异于进一步同化宗教为工具人。

真正的改革方向，是回归最基本的现代文明原则：

政教分离，信仰自由。

也就是耶稣那句千古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政府守法治之责，宗教守道德之约，各行其是，互不干预。

这是信仰的自由之道，也是国家的善治之道。没有政教分离，便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现代文明就只是一具空壳，实际上无从谈起。

五、结语：别再让宗教或商业背锅，真正反思腐败背后的根源——公共权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少林腐败”，不是佛门之过，而是体制之殇。别再用“宗教堕落”或所谓“商业化”来掩盖“权力腐败”与体制不顺的真相，也别再把千年古寺当作当代权力的遮羞布。

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不仅要有经济的增长，更要有理念与制度的觉醒。

而第一步，便是让信仰归于自由，让权力回到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