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丛日云教授“外在奴役下的内在自由”一文的读后思考

作者：赵晓

“如果没有上帝，没有高踞于世界之上的真理，那么人就整个地服从于必然性和自然界，服从于宇宙或社会、国家。人的自由在于，除恺撒王国外，还存在着精神王国。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

一、问题的提出：自由究竟从哪里来？

我们常说：“自由可贵。”但自由究竟从何而来？自由为何在中国等东方国家总是稀缺？为何在古代世界那么多强盛文明中，偏偏只有西方基督教世界孕育出了“个人自由”的制度文明？这是类似于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现代经济为什么在西方兴起”同等重大的学术话题。

红左思维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自由必是斗出来的。白左思维则相信，自由是启蒙运动的结果，也就是灌输出来的。自由，真是“人民斗争出来”的成果吗？或者说，是启蒙理性“制度设计”与“政治智慧”的产物？

基督教保守主义认为：若要真正理解“自由为何可能”，必须深入灵魂深处的神学土壤，从精神与权力的二元论出发，从《圣经》的启示开始——正如丛日云教授所强调的：

现代自由的“起点”，其实是“内在自由”；而“内在自由”的开端，正是基督教发现并捍卫了人的灵魂属于上帝、不属于凯撒的神圣宣告。

二、基督教的思想贡献：发现“人的内在自由”

丛老师在这篇不长但非常深刻、重要的文章谈到，古典时代的“自由”多为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参与”：希腊人追求的是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权利，罗马人强调法律下的市民权。但这些“自由”只是特定群体（如男性自由民）在特定领域（如政治参与）中的特权，且从不触及“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斯多葛派（Stoicism）虽在帝制时代提出“内在自由”，主张人即使受压迫，也可在灵魂中保持尊严，但其影响主要局限于少数哲人，并缺乏信仰支撑。

真正将“内在世界”发现为“属神之地”的，是基督教。特别是在保罗（Paul）的神学中，自由不再是政治地位，而是属灵身份。他宣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加拉太书》5:1），“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哥林多后书》3:17）。这种自由不是政治的、制度的，而是来自救赎的自由——“脱离罪、死与律法的辖制”，获得“上帝儿子的自由”。

基督徒因此在“内在世界”拥有了一个属灵的主权空间——不再归于恺撒、掌权者或传统社群，而单单归于上帝。这种自由，为后世关于“良心自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与“信仰自由”（religious freedom）之争，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点。

三、耶稣的宣告：划定属灵与属世的界限

在这里，我想停一下。因为，要论人的“内在自由”，绝不能忽略耶稣基督对自由的根本宣告——祂不仅启示自由的真理，更以祂自己的生命划定了“属灵”与“属世”的终极界限。

首先，耶稣清楚地宣告了祂的至高主权：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18）

这不仅是祂复活后向门徒的托付，更是对世上万有权柄归属的最终宣告。人间一切政权、制度、律法，终极都受限于祂的主权。

其次，耶稣明确指出人间权力并非自主存在，而是出于上帝的托付。面对彼拉多的审问，耶稣说：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约翰福音》19:11）

这句话表明，人间权柄不是绝对主权，而是“受托权柄”（delegated authority），即源于上帝、受上帝限制。任何以为自己拥有绝对主权的“凯撒”，在耶稣眼中不过是受限的器皿。

第三，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关于纳税给凯撒的问题时，宣告了那句震撼古今的真理：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22:21）

这句话并非某种“和稀泥式”的政治分权宣示，而是对“凯撒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根本否定。它首次在人类历史中，将“人的灵魂”从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中解放出来——属上帝的部分，不归凯撒。

在当时宗教与政治高度一体的古代世界，凯撒被奉为“主”，皇帝被视为“神”。专制君主不仅垄断政权、资源，更垄断真理与信仰。而耶稣的这句话，就像一道神圣的分界线，宣布：凯撒的疆域止于肉体与钱币；人的灵魂、信仰、良心只归属于那位造物主。

这不仅是政教分立（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神学根基，也是“人的内在自由”得以确立的根本宣告。

耶稣不仅是思想者，更是拯救者。祂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6）

祂自己就是真理的本体（the Truth,《约翰福音》14:6），祂的来临不仅是启示自由，更是成就自由。因着祂的死与复活，我们得以从罪、律法、死亡的捆绑中被释放，得着真正的属灵自由（spiritual liberty）。

此外，耶稣还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

这是对被压迫者的属灵宣言，是对社会边缘人群发出的安慰邀请，是向所有在体制重负下疲惫灵魂的温柔呼唤——在祂里面，可以安息；在祂里面，灵魂得自由。

因此，耶稣不是一位“讲自由”的哲人（philosopher of liberty）或启蒙主义者，而是“完成自由”的救主（Redeemer of liberty）。祂以十字架之爱，击碎了罪的权势，拆毁了掌控灵魂的铁笼。祂用自己的生命划定了权力的边界，用复活的荣耀为自由付上了终极代价。

祂不是在凯撒的体制中呼唤自由，而是在凯撒的体制之外建立了一个更高的国度——那是天国，是自由人真正的家乡。

四、基督教所启示的人的“内在自由”有哪些？

我还要停一下的是：丛日云教授在文章中强调了基督教在“发现内在自由”方面的历史性贡献，但对于圣经中“内在自由”的具体层次尚未做出系统梳理。若从圣经整体启示出发，我们可以将基督教所启示的人的“内在自由”分为六个层次，既彼此关联，又呈现出清晰的递进关系：

1.得救之自由（Freedom from Sinand Death）

这是福音的起点，也是自由的源头。人因基督的牺牲而脱离原罪、死亡与咒诅的辖制，得以重生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从罪的奴役中得释放”的自由（参见《罗马书》6:6-7；《加拉太书》5:1）。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拉太书》5:1）

2.真理之自由（Freedom from Deception）

基督就是真理的本体，信他，灵魂就得自由。同时，基督启示的真理不仅释放罪人脱离罪的权势，也释放人们脱离撒但的谎言、虚假的意识形态与灵性的迷失。人认识真理，才能真正看清自我、世界与上帝，从而不再被虚妄的世界体系牵引。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这是真理使人觉醒、思想被更新的自由，是灵魂“从迷惑中苏醒”的自由。

3.良心之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

这是宗教改革特别强调的自由。人在信仰上直接听命于神，不受任何人、机构、宗教权威或政治权力的强制。这是信徒在上帝面前独立、诚实地回应呼召的自由，是“人在上帝面前的独立人格”。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曾说：

“一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主人，不受任何人辖制；一个基督徒又是最谦卑的仆人，服事众人。”

这一自由为后来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政教分立”打下了根基，是现代自由国家制度构建的灵魂基石。

4.圣灵中的自由（Freedom in the Spirit）

基督徒不仅从律法的定罪中得释放，还在圣灵的引导下，甘心乐意地活出上帝的义。这是从“外在律法约束”到“内在圣灵引导”的转变，是从惧怕到喜

乐、从被逼到自愿的顺服。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5章18节

这是“在圣灵中行走”的自由，是一种“内驱的顺服”，使人活出律法的真正精神。

5.舍己与爱人的自由（Freedom to Love and Serve）

自由的高峰不是“我为我自由”，而是“我因被爱而得自由，进而去爱人”。这是脱离自我中心的捆绑、愿意为他人而活的自由。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加拉太书》5:13）

这种自由不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是“终于有能力去做正确的事”。

6.身体得赎与宇宙更新的自由（Freedom from Decay）

这是终末的自由，关乎全人类与万物的更新。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将以“新天新地”的形式展现：人与受造界一同脱离败坏，进入“荣耀的自由”。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8:19-21）

这是人的全然得赎——灵魂、身体、社会、万有都将进入上帝所预备的永恒之自由。

这六类自由，分别指向：

从罪与死亡中得释放的自由（1）

从谎言与迷惑中得醒悟的自由（2）

从人治与强权中得独立的自由（3）

从惧怕与律法主义中得安息的自由（4）

从自我中心中得生命转化的爱的自由（5）

从朽坏与败坏中得复兴的彻底自由（6）

它们既是层层递进的内在转化，也共同构成了“自由在基督里”的完整图景。

五、基督教的实践贡献：为自由建构制度支撑

丛老师的文章强调了“基督教对自由观念的贡献”。但我同时也想回顾“基督教对自由观念的贡献”。

从人类历史上看，如果说耶稣在属灵层面上奠定了“人的内在自由”的神学根基，那么，基督教历史在制度层面的贡献，则是在漫长实践中，为自由建立了可持续的社会结构与政治保障。

正如丛日云教授所强调，宗教改革（Reformation）正是一场“信仰主权的收复战”——将“上帝之地”从教会手中还给信徒个体的伟大转折。中世纪的天主教会，虽然曾是抵御王权滥用的力量，但同时也垄断了属灵解释权，将人的内在世界交由教会权威管理，使信徒的良心自由受到束缚。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重新高举圣经真理，宣告：“人因信称义”“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与“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不仅恢复了人与上帝之间直接的关系，也激发了信徒对良心自由的自觉意识。这一自由，不再需借由神职等级制度得以通达，而是直接在上帝面前站立。这一属灵自由的觉醒，正是现代制度自由的种子。

当然，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也不应因此全盘否定中世纪教会在自由传统中的积极角色。以《大宪章》（Magna Carta,1215）为例，其中第一条即写道：“英格兰教会应享完全自由”（The English Churchsh all be free）。这是在反对王权专制的斗争中，教会为自己争取的“团体自由”（corporate freedom），虽然尚未发展到个人自由的阶段，但它所开辟的“权力分立”空间，成为后世自由制度建设的历史性伏笔。

因此，中世纪教会确实有“双重角色”：既有压制内在自由的一面（通过宗教等级制度与教条权威），也有抗衡君主专制、捍卫独立空间的一面（如建立大学自治、推动法治观念、保护社团权利）。这正说明，自由不是从零开始的制度发明，而是在多重张力中逐步演进的文明积淀。

宗教改革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打破了教会对“属灵中介”的垄断，把“信仰的主权”还给了个人，让每一个信徒面对上帝的良心成为自由的起点。从制度发展史来看，这一属灵维度的转型，正是现代自由社会最深的根基之一。

用加尔文（John Calvin）的话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以不再受人的辖制。”而这种自由，最终推动了欧洲各国确立“政教分立”（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信仰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乃至“结社与言论自由”等制度保障。

所以，基督教对自由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启发理念”，更在于它通过一系列属灵与属世互动的历史过程，为自由建构了制度的根基、精神的动力，以及文化的土壤。

六、从内在自由到外在制度：基督教如何造就现代自由？

人们常问：宗教是自由的敌人，还是自由的朋友？启蒙叙事是：宗教是敌人。

其实，答案取决于你在说哪一种宗教。但如果说的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而非世上五花八门的宗教或天主教人为施加的宗教捆绑，那么历史与现实共同证明：基督教不仅在信仰中宣告自由，更在历史中建构了自由。

从属灵起点到制度成果，基督信仰对现代自由的贡献可简要归纳为四条主线：

1.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信仰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

宗教改革最核心的果实，就是个人良心的觉醒。

马丁·路德宣告：“在上帝和我的良心之间，没有任何中保。”这标志着信徒无需再经由教会制度作为“属灵中介”，而是可以直接面对上帝、凭良心信仰。

从此，“良心自由”成为“信仰自由”的基石——每个人都有权独立思考、自由选择信仰，而非被任何教权或政权强制归顺。

2.信仰自由→言论与出版自由（Freedom of Speech&Press）

历史上，基督徒为信仰自由而斗争时，也在为言论自由而付出代价。

当马丁·路德翻译并公开出版《圣经》时，他挑战了罗马教廷对真理的垄断；清教徒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最先确立了出版自由与讲道自由；弥尔顿（John Milton）在《论出版自由》中写道：“如果真理与谬误在公开市场中交锋，我相信真理必将得胜。”

现代言论自由的制度基础，不是启蒙运动从零发明的成果，而是信仰自由的延展与护栏。

3.政教分离→宪政法治（Constitutional Rule of Law）

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马太福音》22:21）

这是“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原则最早的神学根基。

它既否定了政权对信仰的垄断，也否定了教权对政务的专断；既保护教会免受国家干预，也防止宗教变成统治工具。

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出政权受限、权力制衡、法治优先、宪政保障的现代自由制度。

4.人是神的创造→人人平等&天赋人权

洛克（John Locke）深受清教神学影响，他在《政府论》中写道：

“人皆是那位全能且无限智慧造物主的作品……他们属于上帝，是祂的产业。”

因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不是来自国王或政府的赐予，而是上帝的赋予。

这句话后来成为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的核心表达：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自由由此从“权力的让渡”转变为“信仰的托付”；从“利益的平衡”上升为“属灵的责任”。

七、世俗自由主义的困境：自由制度真的可以“去信仰”吗？

许多当代世俗自由主义者坚持一个信念：“只要有制度，就能保障自由；只要有理性共识，就不需要信仰。”

他们相信，“我们可以只靠启蒙（Enlightenment），无需启示（Revelation）；只靠制度设计，无需信仰根基”，在一个无神论框架下，也可以建造一个稳固的自由社会。

表面上看，这是现代性的胜利，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自由”。但实际运作中，它却面临深刻的三重困境，正如我在《自由从不免费：自由究竟如何才能诞生？》一文中所分析：

1.自由的第一层悖论：最被热爱，却最少人愿意为之付出

自由（Liberty）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品（Public Good），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每个人都能享用，却无人愿意为它买单。

正如经济学中的“公共品困境”（Public Goods Dilemma）：自由人人需要，但却容易因“搭便车”心理而无人供给。

于是我们看到：自由被赞美，却很少有人愿意为自由发声、受苦、牺牲。

2.自由的第二层悖论：灵魂的奴隶自愿放弃自由

更深的危机是：许多人不是被剥夺自由，而是主动出卖自由，换取安全与稳定。

他们说：

“自由有啥用？房子车子才重要。”

“我宁愿稳当奴隶，也不愿不确定地冒险。”

“听话就能过好日子，何必搞那些麻烦？”

这种用安全感（security）交换自由（liberty）的倾向，正是“自由自杀”的第一步。

这也正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揭示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大多数人不是出于邪恶，而是出于怯懦和麻木，亲手葬送了自由。

3.自由的第三层悖论：“自由的公共地悲剧（The Tragedy of Liberty）”

即使你拥有自由，如果你不加以珍惜、节制与守护，它也会被滥用、误用，最终毁于你手。

这就如同“公共牧场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人人贪图，个个滥用，最终荒芜。

自由若无道德之约束，便沦为如下灾难：

言论自由被用来煽动仇恨；

出版自由被用来传播谣言；

制度自由被用来操弄规则；

搭便车者充斥，守护者被边缘化。

最终，自由的空间就被极权与暴政重新夺回。

而丛日云教授的文章进一步启示我们：自由更是信仰托底的成果——没有基于信仰的内在自由的构建，不会有定于制度的外在自由的文明。

我们必须正面回应两个关键问题：

1.没有信仰，还能有自由吗？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早已洞察：

“在美国，宗教与自由密不可分……人们尊重法律，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一位更高的立法者（Lawgiver）。”

自由制度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由一代又一代怀抱信仰者的流血与牺牲堆叠而成的。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对真理的信仰、对灵魂的自律，自由很快会演化为混乱，制度也会迅速坍塌。

正如汉娜·阿伦特警告的：

“自由一旦失去其伦理基础，就会为极权打开大门。”

2.制度加共识，是否足以守护自由？

当代自由主义常强调：我们不讲信仰，我们靠制度（Constitution）与共识（Consensus）。

但看看当今的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什么？

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与“绝对主观主义（Subjectivism）”横行下，言论自由正在瓦解；

在“去圣化（De-sacralization）”与“多元崇拜（Hyper-pluralism）”冲击下，公共美德日渐流失；

在“个人至上（Self-centrism）”风潮中，自由沦为“想干啥就干啥”的自我放纵。

制度可以划界，但无法塑魂；程序可以调解，但无法激励；权利可以列明，但无法叫人敬畏。

没有信仰的制度，终将成为一栋失根的大厦，在风暴来临时，轰然倒塌。

八、结语：中国人离基督有多远，离自由就有多远

丛日云教授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基督教对“人的内在世界”的发现，是西方自由传统真正的起点。正是这份属灵觉醒，使“自由”不再只是外在制度的安排，而成为内在灵魂的觉悟，成为人之为人的基点。

自由，乃是从心而物，自内而外，自西向东……

如果没有这“超越性支点”，自由就必然沦为一种政治话术、空洞口号，甚至会被极权利用，用来粉饰控制、包装压制。

中国之所以自由难产，根本问题不在于“自由启蒙不足”“制度设计不足”，而在于“属灵觉醒缺席”。

我们不是没有读过《自由论》、研讨过《宪政原理》，甚至也曾几度高谈“改革”“现代化”，但我们的灵魂依然活在权力的阴影下：

我们将自由理解为“权力给不给”，而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权利；

我们热烈呼喊“外在改革”，却很少思考“内在悔改”；

我们高举“宪法”，却忘了“法律除非被信仰，否则不能被实施”。

正如俄罗斯基督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所言：

“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TheexistenceofGodisman’s charterofliberty）。”

这句话振聋发聩：若没有一位高于恺撒的上帝，自由终将沦为恺撒的恩典；若没有一个高于人间权力的真理，人就永远无法挣脱属世秩序的奴役。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令人震惊却真实的问题：

一个民族离基督有多远，离自由就有多远。人，不在上帝之下，必在暴君之下。

若我们不愿回到基督那里寻根问底，不肯让福音进入我们的文化心灵与制度根基，我们将永远只能在“自由的边缘”徘徊，在“属灵的黑暗”中挣扎，甚至在“呼唤自由”的名义下，走入新的捆绑。

这不是一种情绪性的判断，而是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反思。历史已无数次证明：

真正的自由，不是人自己挣出来的，而是人回应上帝、在真理中被释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