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疯了，他自杀了——“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研究道德有什么意义？”

作者：赵晓

【引子】一个疯子的呐喊

1889年1月3日，一个寒冷的清晨，德国哲学家尼采站在意大利都灵的大街上，目睹一匹马被鞭打。他冲上去抱着那匹马，哭泣着倒在地上——从此精神失常，再未恢复，那年他45岁。他最终死于精神病院，形单影只，仿佛一个人类理性反叛上帝后自我崩解的缩影。

这不是一个普通疯子的故事。尼采，那个高呼“上帝死了”的人，正是现代道德虚无主义的代言人。他质问一切传统道德，将怜悯称为奴隶的美德，将基督钉十字架视为软弱之神的象征。在尼采道德观里，同情、仁慈都属于底层人群的奴隶道德，也叫畜生道德，本质是用来掩盖弱者的怯懦与自私，用他曾经的话说：“底层人群只会虚构出道德去阻挡高等人群。”他梦想着“超人”的来临，一个不再受上帝束缚、不再需要道德借口的新世界。

可他疯了。他死了。

【故事一】一个无神的孩子的哀叹

八十多年后，在大西洋彼岸的哈佛大学，一位名叫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心理学家再度试图回答一个古老的问题：“人为什么行善？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不倚靠圣经，而是倚赖实验和理性，设计了一系列“道德困境”，试图从孩童的反应中提炼道德发展的普遍规律。

他的研究风靡全球，但到了生命末期，他患上抑郁症，在病痛与思想的交错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研究道德还有什么意义？”几年后，他选择在寒冷的海湾中了结自己的生命。1987年1月19日，他请求离开接受治疗的马萨诸塞医院一天时间，有人看见他开车到海边，3个月后，人们在波士顿海港发现他的尸体。那时他59岁，成为哈佛史上最悲情的道德研究者。

如果说尼采是哲学的疯子，科尔伯格便是科学的哀叹者。他们走的路径不同，但结局相似——都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找不到道德的家园。

【故事二】一个少女的“启蒙”，一场虚假的胜利

然后是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科尔伯格的学生。她提出进而拒绝父权道德的定义，批评恩师的理论只建立在男孩身上，于是走上了女权之路。她提出女性道德更多表现为“关怀”而非“公义”，女性不需要遵循男性制定的规则，而可以自我定义何为善恶。

她的著作《不同的声音》在70年代引发轰动，一度成为学术与政治双重偶像。问题是，她的原始数据从未公布，她的理论在后续研究中屡次难以复现。但那时，这已不再重要——她的名字已被写进“正确”的历史，她成了“进步”的代言人，名利双收。

这是“另一个伊甸园”。不是蛇引诱女人吃禁果，而是女人宣布吃禁果无罪。

【转折】那一卷未被翻开的书

哈佛最初的校徽上有三本书——象征真理。两本向上展开，代表神所启示的真理，也就是《新旧约圣经》；一本扣着，象征人的知识无法完全揭开神的真理的奥秘。后来，这本书也被翻开，仿佛人不再愿意承认有“不可知”的真理——连神的神秘也要被理性“平权”。

这，是知识的骄傲。也是败坏的开始。

今日之哈佛，不再“为基督与教会”（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ae），只剩“真理”（Veritas）字样，却没人能说清这“真理”指向谁。人的理性与神的启示在标志上看似平行，在灵魂中却已背道而驰。

【回应】疯了的世界，需要启示的光

在这片道德迷雾之中，《圣经》没有给我们逃避现实的慰藉，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十字架——血淋淋的、不能讨好人的十字架。

它宣告：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 1:7）

我们研究道德，不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为了承认“我们无能为善”，除非那位义者进入我们的历史，替我们成全律法，死在我们该死的地方。

这正是十架的奥秘：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中，惟有那位义者能赋予我们真正的道德根基。探求智慧也罢，“研究道德”也好，不是为了建立人的义，而是引人悔改，归回神的义。

尼采疯了，科尔伯格死了，Gilligan模糊了界限。但基督仍活着，祂的律法仍旧完全，祂的怜悯仍呼唤罪人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