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与经济
作者：赵晓
引言：公共神学的缺口与我们的使命
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张坦兄关于“公共神学与经济”的讲座邀请。演讲稿整理出来后，有3万字。在原稿的基础上，压缩成当前的1万字出头。
在基督教思想传统中，公共神学常常探讨信仰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但“经济”这一维度却不应该被忽视。
例如，凯波尔（Abraham Kuyper）在1898年普林斯顿的《斯通讲座》（Stone Lectures）六讲中，雄辩地阐释了加尔文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worldview）的重要性，涵盖宗教、科学、艺术、政治和社会等几乎各个领域，却独独没有论述“经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历史性的缺口！
然而今天，我们若仍继续忽略经济，就无法回应当代世界的挑战：
市场文明是全球秩序的基础，但它并非天然，而是有信仰根基的产物；
中国改革以经济为突破口，却始终停留在物质层面，没有触及制度与信仰的根源；
教会若只讲“属灵”而不讲经济，就无法在公共领域作见证，更无法影响文明未来。
因此，本文愿意补上凯波尔的缺口，阐述加尔文主义与经济，特别是指出加尔文主义如何孕育现代市场文明；补上韦伯的缺口，澄清新教伦理与加尔文主义的关系，并从历史进程说明市场经济如何走向普世；同时反思当今全球市场的危机，特别是中国转型的困境，从而再次彰显公共神学的必要性。
第一部分 制度与经济：诺奖的启示
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看作一条奔腾的长河，经济繁荣就像水势的高低起伏。经济何以长期繁荣？有人说，水流强劲，全靠“地形”——也就是自然资源；有人说，要看“天气”——也就是技术革命；还有人说，河道的设计才最关键——这便是制度。
过去两百年里，经济学的思想不断演变的结果，就是逐渐把“制度”推向了舞台中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就是这一转变的缩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荣获诺贝尔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是人类为经济活动设定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不是外在附属，而是决定资源配置和经济表现的根基。
比如，同样的阳光雨露，撒在不同土壤上，果实却大相径庭。非洲许多国家资源极其丰富，却长期陷入贫困；欧洲一些小国资源匮乏，却能跻身繁荣之列。为什么？诺斯的回答是：因为制度不同。制度创新，让西方率先兴起。
制度就像农田里的沟渠。沟渠修得合理，水流才能灌溉到田地，庄稼才会丰收；沟渠若歪斜或被权贵私占，水流就被截断，田地再肥沃也会荒芜。
这种思路，被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深化。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2012）中，进一步从宏观上把制度分为两类：包容性制度与掠夺性制度。
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权力受到约束，产权得到保护，人人都能公平进入市场，成果属于自己。这样的制度会激发创新和努力。
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权力集中于少数人，市场只服务权贵，财富被不断抽取。这样的制度会扼杀创造力，最终导致停滞与衰落。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包容性制度就是一个“做大蛋糕”的厨房，人人都能参与烹饪并分享成果；掠夺性制度则是“劫饼吃”的餐桌，强者抢走，弱者挨饿。
这些研究共同传递出一个关键信息：决定经济繁荣与否的关键，不在资源，而在制度。
这与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教条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一切，但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物质条件相似，为什么有的国家繁荣，有的国家贫困？根源在于制度不同。或者说，事实刚好与教条相反，其实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财富分配规则决定了物质生产的繁荣与否。
然而，制度真的就是最深的根源吗？
这里必须承认：制度经济学虽然迈出了一大步，却仍未触及终极问题。制度不会凭空掉下来，它需要被设计、被接受、被维护。为什么有的社会能长期维持包容性制度，而有的社会总是滑入掠夺性制度？为什么同样的宪法、法律，写在纸上相似，执行起来却南辕北辙？
换句话说：制度背后还有更深的文化与信仰支撑。
我们知道一句话：“法律除非被信仰，否则不能被实施”。如果社会成员普遍相信人人平等、彼此尊重，那么契约与法治才有生命力。反之，如果社会充斥着等级崇拜与权力迷信，那么再漂亮的宪法，也只是橡皮图章。
这就是制度经济学难以回答，却必须回答的问题。制度是重要的，却不是最后的。它还需要更深的土壤来哺育、滋养、维护。
马克斯·韦伯最早洞察了这一点。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突破了单纯的制度分析，把目光投向了文化与宗教。他的核心洞见是：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然演化出来的，而是被一种特定的宗教精神孕育出来的。
这便把我们引向下一部分：文化与制度的关系。韦伯如何揭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神秘联系？又为何这条线索最终要落到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根基上？
第二部分 文化与制度：韦伯的发现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制度是繁荣的关键，但它没有回答制度从何而来。
制度不是凭空设计的蓝图，而是人心与文化的沉淀。没有信仰与价值观的支撑，再完美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二十世纪初写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正是对这一层更深问题的追问。他问：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不是首先在中国、印度、埃及兴起，而是在西欧，尤其是新教国家？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深刻的问题。因为如果只从技术或市场逻辑来看，中国早有造纸术与火药，印度有庞大的商业网络，伊斯兰世界更是横跨欧亚的贸易大国。但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那里生根，而是在相对贫瘠的北欧和英美开花结果？
韦伯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资源或技术的偶然，而是源于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新教伦理。
1.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并不是单纯指市场交换或逐利行为，这些现象在人类历史上随处可见。他所关注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心态与价值观。
他用几个特征来界定这种“资本主义精神”：
天职观（Beruf）：每个人的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上帝赋予的召命。劳动本身具有神圣价值。
责任伦理：赚钱不是为了享乐，而是出于责任感。财富积累不是为了奢侈消费，而是理性投资与再生产。
节制与自律：克制欲望，避免炫耀性消费。把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有效率的工作与事业中。
契约与信用：守约、守信不仅是经济理性，更是宗教责任。
这种“精神”，与其说是追逐财富，不如说是对责任的自觉。
因此，韦伯著名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真正精神，不是贪婪，而是责任。
2. 宗教如何塑造经济心态
韦伯特别强调新教改革的作用，尤其是加尔文主义所带来的心灵转变。
在天主教传统里，修道生活被视为更高层次的属灵追求，平凡的职业劳动则属次要。而路德和加尔文却打破了“圣俗二分”（Sacred–secular dualism），把日常工作提升为“天职”。一位农夫认真犁地，与一位牧师认真讲道，都是在回应上帝的呼召。
这种观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普普通通的工作劳动以神圣的意义和地位。一旦深入人心，就极大地提升了工作伦理。人不再仅仅为口腹生存，而是把工作当作对上帝的服侍。这种神圣责任感，成为经济理性化的核心动力。
同时，加尔文主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人的堕落与有限，要求信徒在生活中自我约束。这种节制使财富不被挥霍，而被再投资于事业和生产。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资本积累的动能与产业扩张的循环。
韦伯敏锐地指出：这正是资本主义与传统逐利行为的区别。传统逐利往往是短视的：有钱就花，今天吃光，明天再说。而资本主义精神则是长远的：赚钱是责任，投资是使命，节制是美德。
3. 出世的信仰，入世的制度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新教伦理本来是“出世的”——关心救赎与永恒。但在历史的机缘下，它却结出“入世的”果子：现代经济制度。
因为信徒相信自己要用一生的工作来荣耀上帝，他们在世上的经济行为因此变得极其认真；因为他们要在行为中见证拣选，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极其守信；因为他们节制消费，他们就积累资本；因为他们尊重契约，他们就推动了法治化的市场。
于是，一个看似纯粹宗教性的信仰传统，竟然在无意中塑造了现代经济制度。这就是韦伯的著名论断：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源，是新教伦理。
4. 对韦伯的批评与深化
当然，韦伯的论断仍有不足。最核心的批评是：他揭示了“现象”，却没有触及“根源”。
他看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这种伦理会出现？它的神学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偏偏在加尔文主义传统中，这种伦理最为强烈？
换言之，一般经济学者描述了果，韦伯描述了根，但仍未涉及种子。
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补足的：把新教伦理的经济果实与根基，放回到加尔文主义的神学种子中去理解。
韦伯已经带我们走到文化层面：制度背后是文化，文化背后是宗教。但我们还要继续追问：宗教的哪一部分？哪一种神学？
答案是：加尔文主义。它才是市场经济文明最深的属灵动力。
第三部分 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根基
如果说韦伯看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那么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追问这伦理的神学根源何在。答案清晰而深刻：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不是经济学家，却深刻地塑造了经济文明的属灵动力。他的神学带来了三个关键观念：拣选与责任、管家伦理、圣约观。
1. 拣选与责任：救恩的张力如何孕育责任伦理
加尔文神学最引人注目的，是“预定论”（Predestination）。上帝按自己的主权，预定一些人得救，一些人沉沦。乍看之下，这似乎会让人消极：“既然命运已定，我何必努力？”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加尔文传统中，信徒并未因此懒散，而是被激发出一种更强烈的责任感。为什么？
得救的确据需看见：谁是真正蒙拣选的？唯有通过生命的见证来显示。
行为不能换取救恩，但行为能印证救恩。
因此，信徒必须以勤奋、诚实、节制来表明自己是“被拣选的人”。
这种张力，恰恰把信徒推向了更加严格的责任伦理。工作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救恩见证的场域。勤奋工作、守信交易、节制消费，不只是社会美德，更是属灵操练与拣选印证。
这种心态极大地改变了经济行为。资本积累、商业信用、职业伦理，都在这种责任驱动下不断强化。
2. 管家伦理：财富是托付与责任
在传统文化中，财富常常带着道德阴影：
在某些哲学传统中，金钱被视为贪婪与腐败的象征；
在天主教的中世纪神学中，高利贷被严格禁止，商业活动也常被轻视。
加尔文主义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
财富不是人间罪恶，而是神圣托付。上帝把金钱交给人，不是为了放纵，而是为了管理。
赚钱不是私欲，而是责任。不赚钱，不是属灵，而是懒惰；赚钱不是为了私欲，而是为了履行管家的职分。
消费要节制。金钱不是用来炫耀奢华，而是用来维持生活、支持家庭。
结余要投资与捐献。多余的财富要么投向生产，要么用于慈善。
这种管家观，使得财富积累不再被视为贪婪，而被视为责任。资本主义因此得到了一个伦理基础：财富增长被视为荣耀上帝的见证，而不是罪恶的象征。
3. 圣约观：从宗教契约到社会契约
加尔文主义还带来一个深刻的观念：圣约（Covenant）。
在《圣经》中，上帝与人建立圣约：祂是神，我们是祂的子民。加尔文主义强调这种圣约关系的全面性：它不仅关乎宗教礼仪，更关乎生活秩序。
清教徒把这一观念扩展为社会契约：
教会是立约群体，信徒彼此监督、共同生活。
政治是立约结果，政府是人民与上帝面前的契约性安排。
市场也是契约制度，交易双方在上帝面前立约，违约就是对上帝失信。
于是，契约精神从宗教扩展到社会，最终成为经济制度的核心。
这正是现代市场文明的基础：
合同具有神圣性，而不仅是利益权衡。
守信是属灵责任，而不仅是经济理性。
法治是圣约的外在形式，而不仅是强权的命令。
4. 加尔文主义与经济行为的五重转化
我们可以总结，加尔文主义对经济文明的转化，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工作神圣化：劳动不是卑贱，而是天职。
财富责任化：赚钱是责任，节制是美德，投资是使命。
契约神圣化：合同不是权宜，而是圣约。
法治信仰化：法律不是外在压迫，而是信仰的外在形式。
创新必然化：不断改进工作，不是贪欲，而是荣耀上帝。
这种属灵转化，使经济活动从“谋生之术”变成“荣耀之道”，从“交易市场”变成“文明根基”。
5.为什么是加尔文主义，而非其他传统？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路德宗、新教其他分支没有类似作用吗？当然，它们也有贡献。但加尔文主义更具系统性与张力。
路德强调“因信称义”，解放人的心灵，却对社会制度建设关注有限。
加尔文则更注重秩序、制度与社会群体，把信仰落实在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
清教徒其实是加尔文主义的门徒，继承加尔文主义，把属灵的圣约扩展为社会契约，直接孕育了现代宪政与市场文明。
因此，韦伯虽然说“新教伦理”，但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加尔文主义传统。
6.总结：加尔文主义提供了市场经济文明最深的属灵根基
它让劳动成为天职；
它让财富成为托付；
它让契约成为神圣；
它让制度扎根信仰；
它让交易成为文明。
如果没有这种神学根基，“资本主义”就可能退化为贪婪与掠夺；有了这种神学根基，“资本主义”才成为责任与契约的文明。
这就把我们自然带入下一步：清教徒如何把这种神学观念，转化为制度建构，推动市场文明真正落地？
第四部分 从清教徒到市场文明：制度建构
如果说加尔文主义提供了市场文明的神学种子，那么清教徒就是最重要的“园丁”。他们把信仰化为制度，把神学落实为秩序，使市场不只是交易场，而成为文明形态，小小种子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1. 圣约观的制度化：从教会契约到宪政契约
清教徒在欧洲的宗教战争中备受逼迫，最终在日内瓦、荷兰、英格兰、苏格兰，尤其是在北美殖民地，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制度实践。
教会契约：他们首先在教会中确立“立约群体”的模式。会众之间彼此监督、彼此负责，不是个人随意聚集，而是基于在上帝面前的契约。这种契约不仅是属灵的，也是社会性的、公共性的、实践性的。
政治契约：他们把这种契约观念带入政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五月花公约》（1620），一群清教徒在登陆北美前签署了协议，承诺“在上帝面前并彼此之间立约，组成政治体，制定公正与平等的法律”。这是美国宪政的雏形。
宪政秩序：随着时间推进，这种契约逻辑逐渐扩展为宪政制度即圣约成为宪约。政府不是君主赐予的，而是立约群体共同建立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的；政府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而是服务于公共契约。
换句话说，清教徒把“圣约神学”转化为“宪约政治”，这是现代宪政最深的宗教根源。
2. 产权与财富保护：市场的必要条件
市场经济能否健康运作，关键在于私人产权能否得到保障。没有稳定的私人财产权，个人不会冒险投资，创新也会被抑制。
清教徒在实践中极其重视财产权的神圣性。这种观念既来自《圣经》的“不可偷盗”之神圣诫命，也来自管家伦理。财富是上帝的托付，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护每个人作为管家的基本权利。
因此，清教徒社会普遍强调：
土地与财产属于个人，不可随意剥夺；
政府必须在契约框架下征税，而不是随意盘剥；
侵占他人财产，就是在冒犯上帝。
这种产权神圣化，直接孕育出现代市场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产权受法律保护，市场交换才能稳定进行。
3. 法治与自由：约束权力，释放创造力
清教徒既相信人的尊严，也清楚人的堕落。他们深知：如果不约束权力，人性中的罪恶会通过制度被放大。
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有限政府”。
上帝将权力授予了人民而非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契约，而非神授。
法律的制定必须有制衡机制，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公民拥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由与权利，尤其是宗教自由与经济自由。
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释放了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个人，不必再担心随时被权贵剥夺成果，因此敢于投资、敢于创新。
换句话说，自由并不是无约束的放纵，而是法律约束下的责任与使命之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成为市场经济持续繁荣的前提。
4. 市场文明的四大要素
如果把清教徒的制度实践总结出来，我们会发现，他们为现代市场文明奠定了四大要素：
产权保护：没有产权，市场无法运转。
宪政秩序：没有宪政，权力无法被约束。
法治精神：没有法治，契约无法执行。
自由责任：没有自由，创造力无法释放；没有责任，自由异化为混乱。
这四者共同作用，才构成了真正的市场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素不是凭空发明，而是加尔文主义在历史中的落实：
产权：来自管家伦理；
宪政：来自圣约观；
法治：来自契约神圣化；
自由责任：来自人性观与拣选论。
5. 从“市场”到“文明”
市场，在人类古代社会早已存在，但它只是一个交易场所：有人卖，有人买，交易而已。但清教徒传统把市场提升到文明层次。
在他们的社会中：
交易不是短暂的利益算计，而是长期的契约关系；
财富不是贪婪的结果，而是责任的见证；
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信仰的延伸；
自由不是无序的放纵，而是责任的自觉。
于是，市场被升级、转化为文明：不仅是经济制度，更是文化与信仰的体现。
6. 小结：没有清教徒，就没有市场文明的制度形态
清教徒把加尔文神学落地为制度，奠定了市场文明的根基。
他们把圣约观转化为宪政契约；
把管家伦理落实为产权保护；
把人性观落实为有限政府；
把责任伦理落实为市场自由。
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清教徒，就没有市场文明的制度形态。
这就把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市场文明的制度形态在历史中究竟是怎样生成的？我们会看到，这种制度建构，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沿着一条历史轨迹，从日内瓦到荷兰，从英美到全世界，逐渐展开。
第五部分 历史轨迹：日内瓦—荷兰—英美—世界
历史是一条河流，思想是它的源头。加尔文主义并没有停留在神学课堂里，而是从日内瓦出发，经由荷兰与英美，最终扩展到全世界，成为现代市场文明的精神脉络。
1. 日内瓦：实验田与灯塔
16世纪的日内瓦，是加尔文主义的实验田。加尔文在这里推行了一系列制度化改革：
教会与市政的双重契约：长老会治理模式，既强调属灵权柄，又建立了市民参与的公共秩序。
社会纪律的全面化：要求市民在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活出责任感。
教育普及：日内瓦学院培养出一批批清教徒、改革宗知识分子，成为加尔文主义传播的桥头堡。
有人批评日内瓦过于严厉，但不可否认，它成为一个“山上的城”，为欧洲各地受逼迫的新教徒提供了文明实验的蓝本。它证明：加尔文主义不仅是一种教义，而且能建构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
2. 荷兰：市场文明的雏形
17 世纪的荷兰，是加尔文主义走向市场文明的第一站。
独立战争：荷兰在反抗西班牙天主教专制的斗争中，强化了契约与自由观念，最终建立了全球第一个加尔文主义主导的共和制国家，并开创了宪政与议会民主的雏形。
商业崛起：小小的荷兰在海上贸易与经济创新中迅速崛起，成为“海上马车夫”，阿姆斯特丹则一度是全球金融中心，开创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与近代银行制度。
宽容与多元：在加尔文主义的主导下，荷兰允许多种宗教共存，这在当时的欧洲极为罕见。
荷兰证明了：加尔文主义社会不仅能存续，还能在市场竞争中胜出。正如有人说：“17 世纪的海洋上，飘扬着荷兰的橙色旗帜。”它标志着人类市场文明的初步成熟。
3. 英格兰与清教徒：宪政与自由的突破
加尔文主义在英国的“清教徒运动”中得到了新的发展。
清教徒革命（1640）：受日内瓦与荷兰经验的启发，英国清教徒反对王权专断，发动革命。虽然政治上曲折反复，但它确立了议会至上与宪政框架，为现代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础。
1688光荣革命：最终形成了国王受限、议会主导、法治至上的体制，为现代宪政奠定了基石。
清教徒移民北美：他们把加尔文主义精神带到新大陆，在那里开展了最彻底的制度实验。
英国的经验表明：加尔文主义不仅能塑造市场，还能孕育宪政民主。市场文明与政治文明，在此相互结合，彼此支撑。
4. 北美：加尔文主义的黄金土壤
如果说日内瓦是实验田，荷兰是商贸中心，英国是宪政摇篮，那么北美就是加尔文主义的黄金土壤。
五月花公约（1620）：标志着宗教契约向政治契约的延伸。
新英格兰清教社会：极度重视教育、法律与公民责任。哈佛大学等学府，最初就是清教徒为培养牧师和公共领袖而设立的。
美国独立与宪法：清教徒的圣约观和责任伦理，深刻影响了美国建国精神。美国宪法的分权与制衡，正是加尔文主义“人有罪性，必须限制权力”的制度化结果。
美国成为加尔文主义制度的最大承载体：它不仅建立了市场经济，而且确立了全球最持久的宪政秩序，进而形成普世化扩展的强大基础。
5.日内瓦—荷兰—英格兰—北美的“历史链条”
从历史脉络上看，日内瓦—荷兰—英格兰—北美并不是几块孤立的拼图，而是“历史链条”连续的传递与互动：
日内瓦 → 荷兰：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教会制度与契约思想，通过流亡者与知识网络传入荷兰，成为独立战争的精神武器。
荷兰 → 英格兰：许多英国清教徒曾流亡到荷兰（如“五月花”移民就是从莱顿出发），把加尔文主义的经验特别是商业精神带回英格兰。
荷兰执政者威廉三世 → 光荣革命：1688 年，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即威廉·奥兰治）受邀登陆英国，成为英格兰国王。这次“光荣革命”几乎是荷兰的制度、军力、金融对英国的一次直接“移植”。伦敦金融城的崛起，本质上延续的是阿姆斯特丹的经验。
英格兰 → 北美：在清教徒革命失败与逼迫的阴影之下，大批清教徒流亡欧洲，部分移居北美。他们既承袭日内瓦的神学，又借鉴荷兰的商业与自治经验，在新大陆开展了最彻底的宪政与市场制度的实验，孕育了未来的美国宪政与市场文明。
最终，这伟大的新教文明向全球扩展，形成普世化的影响，塑造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商业世界与市场经济。
6．全球扩展：市场文明的普世化
19 世纪以来，随着英美在全球领导地位的崛起，市场文明开始扩展到全球。殖民扩张、工业革命、国际贸易，使这种文明模式成为“世界体系”。
殖民与贸易网络：英国东印度公司、航运与殖民帝国，把市场制度、契约文化与金融机制带入亚洲、非洲、美洲。伦敦与纽约继阿姆斯特丹之后，成为全球金融与贸易中心。
工业革命：加尔文主义孕育的勤奋、节制与责任伦理，为工业化提供了文化土壤；英国以煤铁与纺织开路，美国以铁路与钢铁崛起，市场经济成为现代化的唯一通路。
自由贸易与国际法：英国提出“自由贸易”与“黄金本位”，奠定全球市场规则；19 世纪末，国际法与国际仲裁兴起，把契约精神扩展到国家关系。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本位与世界银行、IMF，联合国与GATT（后来的WTO）提供国际秩序框架。可以说，这是加尔文主义—英美制度的“普世化”阶段，把契约、法治、责任、自由，转化为全球市场文明的核心。
传教士与文明输入：在全球，英美的传教士不仅传福音，也带去教育、医疗、科学与契约文化。教会大学、医院、印刷与新闻，成为许多非西方国家最早接触现代文明的窗口。
日本案例：在亚洲，日本明治维新部分吸收了加尔文主义式的责任伦理与制度观；而在战后，更被美国强行植入宪政法治之基督化制度框架。
中国案例：在中国，虽然清末民初改革未能认识并直接承接加尔文主义，但基督教大学、教会学校、商业伦理，却曾留下深刻影响，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挖井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转型则是对新教文明的一次制度性学习。
可以说，加尔文主义的精神通过英美制度，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文明力量。即便在世俗化浪潮之下，市场文明的核心——契约、法治、责任、自由——仍然是加尔文主义遗产的世俗形式。
7. 历史轨迹的启示
这条从日内瓦到荷兰、从英国到北美，再到全球的轨迹，清楚表明：
市场文明不是自然演化，而是信仰孕育的结果。
制度不是技术设计，而是神学观念的落实。
现代文明的背后，有加尔文主义的影子。
因此，当我们谈论“市场经济”时，不能把它当作一种价值中立的制度工具。它的深层精神，来自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根基。离开这一根基，市场可能会堕落为贪婪与掠夺；扎根这一根基，市场才能成为责任与文明。
8．小结：市场文明是加尔文主义在历史中的必然果实
历史的轨迹清楚地告诉我们：
日内瓦提供了实验模式；
荷兰展示了商业力量；
英格兰与清教徒推动了宪政突破；
北美完成了制度整合；
世界因之被改造。
市场文明并非欧洲或者西方的偶然，而是加尔文主义在历史中的必然果实。
接下来，我们必须问：当市场文明走向全球时，它面临怎样的挑战？特别是在世俗化的今天，当市场脱离信仰，它还能否维持健康？
这就把我们引向第六部分：世俗化与市场文明的危机。
第六部分 世俗化与市场文明的危机
市场文明从加尔文主义的神学种子中萌芽，并在英美制度实践中结出丰硕果实，进而扩展全球。然而，随着世俗化浪潮的推进，这一文明开始遭遇深刻的危机。它的根基逐渐被遗忘，果实却仍在被享用。结果，市场越来越像一棵“被砍断了树根的参天大树”，外表仍然茂盛，却在内部逐渐枯萎。
1. 世俗化的双刃剑
现代化的进程，本身伴随着世俗化。人们越来越依赖工具理性，越来越相信制度与技术，而不再重视甚至意识到这些制度与价值来自何处。
积极一面：世俗化让制度从宗教专属中释放出来，使市场与法律能在跨宗教的社会中普遍适用。今天，一个无神论者也能在证券市场买卖股票，靠的是制度的信用，而不是共享的信仰。
消极一面：一旦宗教根基完全被抛弃，制度就容易被异化为权力的工具，市场就容易滑向拜金与投机。
正如托克维尔所警告的：“宗教为民主提供了民情的根基（《论美国的民主》，1835）。”当这个根基消失，制度可能还在运转，但已失去内在支撑，就可能走向危险之途。
2. 从责任伦理到消费主义
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强调节制、勤奋与责任。但随着世俗化的发展，这种伦理逐渐被消费主义取代。
节制变成了放纵：本来财富的积累是为了投资与责任，但现代社会把财富当作享乐的资本。
勤奋变成了内卷：工作不再是荣耀上帝的天职，而是单纯的竞争与焦虑。
责任变成了个人主义：不再关心公共利益，而只关注自我实现。
于是，市场从责任的场域，变成欲望的舞台。资本主义精神退化为拜金主义，经济增长沦为消费刺激。
3. 从契约精神到法律空壳
加尔文主义的“圣约观”曾使契约神圣化。但当宗教退场后，契约逐渐退化为单纯的法律形式。
在信仰根基下，违约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道德与属灵问题。
在世俗化之后，契约只剩下形式，人们更关心如何钻法律空子，而不是如何守信。
结果，市场信用逐渐被掏空，商业伦理日益衰落。金融危机、诈骗丑闻、制度性腐败，往往都源自这种“契约空心化”。
4. 从有限政府到福利主义与庞大国家
加尔文主义深知人有罪性，因此强调“有限政府”。但在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政府常常被赋予救赎般的期待，最终走向“大政府主义”。
福利国家：政府不断扩张职能，承担越来越多社会责任。
财政危机：国家债务累积，制度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权力扩张：政府在经济中深度介入，甚至取代市场本身。
这意味着，市场文明的政治保障——有限政府，正在被侵蚀。人不再仰望上帝，而是仰望国家，结果是制度僵化与社会依赖。
5. 现代资本主义的四大病症
可以说，当市场脱离加尔文主义的根基后，出现了四大病症：
拜金主义：财富不再是托付，而是偶像。
消费主义：经济增长依赖无止境的消费刺激。
信用危机：契约精神沦为形式，市场信用不断恶化。
大政府主义：大政府取代信仰，福利膨胀无度。
这些病症，使市场文明越来越失去健康的生命力。
6. 当代案例：美国与欧洲的危机
美国：建国于清教徒精神，但如今在世俗化的浪潮中，市场信用屡受挑战。金融危机、企业丑闻、政治极化，都反映了契约精神的衰退。
欧洲：加尔文主义曾孕育瑞士、荷兰与英国的繁荣，但世俗化导致福利国家僵化、经济停滞，信仰与责任的根基几乎完全丧失。
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追逐利润，不再受责任伦理约束，跨国企业往往成为逐利机器，而不是文明承载体。
7. 危机的本质：市场失根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市场之根被败坏。
它仍然有枝叶（制度、技术、繁荣），但根被败坏（信仰、伦理、责任）。
它仍然能开花（财富、消费），但花朵日渐虚浮，很难结出健康的果实（文明、秩序）。
换句话说，市场文明正处于“信仰空心化”的危机。
8. 对中国与当代的提醒
这种危机对中国尤其有启发。
浅层学习：中国对西方和现代文明的认知，常停留在“器物”与“制度”层面，而对其背后的理念、精神，尤其是信仰根基，认识极为浅薄。于是，在引入市场经济时，往往只学制度与技术，却忽视了支撑市场的信仰与伦理。
繁荣背后的虚空：结果，市场表面上短暂繁荣，但其背后却是信用缺失、消费主义横行、权力干预频仍，甚至比西方的病症更为严重。
国际层面的脆弱：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在短暂合作中似乎建立了某种信任，但由于缺乏共同的信仰与理念认同，这种信任往往是表面的、短暂的，很快就陷入猜疑与冲突之中。历史实践证明，所谓“互信”若仅仅建立在利益之上，终究难以持久。
这提醒我们：如果没有信仰根基，市场必然滑向无序与腐败；没有共同的精神与理念认同，国家之间的互信也极为脆弱，注定随时可能坍塌。
9.小结：要重建市场文明，必须回到信仰之根
市场文明在世俗化过程中暴露出严重的危机。它像一棵失根的大树，仍有繁茂的枝叶，却在内部逐渐枯萎。
拣选与责任被遗忘，财富成了偶像；
管家伦理被遗忘，消费主义成了主流；
圣约精神被遗忘，契约沦为空壳；
有限政府被遗忘，国家主义卷土重来。
因此，如果要直面危机，真正重建今天市场文明，必须回到它的根——加尔文主义的信仰与责任。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部分——中国的处境与呼召：中国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出市场的迷途，重新发现文明的根基？
第七部分 中国的处境与呼召
当我们回顾市场文明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并非技术性的产物，而是信仰孕育的果实。问题在于，中国正试图在没有根的土壤中，栽种这棵树。于是我们看到，市场经济虽然表面繁荣，却缺乏内在的文明力量。
1. 中国的市场奇迹与深层困境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速增长、城市化、世界工厂、互联网经济……然而，在表象繁荣背后，市场文明的根基始终缺失。
信用缺失：合同违约、假货横行、诈骗频发，商业信用严重不足。
消费主义横行：财富迅速积累，但消费主义成为主流，奢侈与炫耀取代了责任与节制。
权力过度干预：市场缺乏独立性，国家机器常常随意插手，产权保障不足。
法治空洞化：法律制度在纸面上存在，但执行常常被权力与人情凌驾。
这说明：中国的“市场化”，更多是一种技术性引入、表层制度性移植，而不是文明性的转化，“改革开放”仍没有摆脱“第二次洋务运动”的局限。
2. 为什么中国缺乏市场文明的根基？
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加尔文主义的属灵传统。
儒家伦理：强调人伦秩序，却缺乏契约精神。关系重于契约，导致市场缺乏普遍规则。
法家传统：强调权力统治，却缺乏法治观念。制度依赖权力人治，而非内在认同。
无神论环境：否认超越性，使财富无法被视为托付，契约无法被视为神圣。
因此，中国社会虽然有市场，却没有真正的市场文明。它的繁荣，常常停留在外在的繁华与技术模仿，而缺乏信仰与伦理的根基。
3. 中国的“市场病症”
这种缺失，直接导致中国市场出现严重的病症：
短期主义：追求快速获利，缺乏长期责任。
机会主义：契约只是权宜之计，守信被视为愚蠢。
权贵经济：市场与权力勾结，腐败成为常态。
消费拜物：财富崇拜盛行，炫耀消费压倒节制责任。
制度脆弱：法律形同虚设，产权保障不稳。
这些现象，不仅削弱了市场的健康，也使社会失去了文明的内涵。
4. 中国的机会：文明转化的可能
然而，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机遇点：市场经济需要属灵根基，而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信仰的觉醒。
基督徒的增长：过去几十年，基督徒在中国迅速增长，成为社会中最具活力的信仰群体。
公共神学兴起：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信仰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制度改革的需求：经济转型迫切需要稳定的制度与信用。
这些都为中国重新发现市场文明的根基，提供了契机。
5. 呼召：中国需要怎样的转化？
市场经济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引入”或者表面性制度移植，而必须走向“文明转化”。这意味着：
从无神论走向基督信仰：市场需要超越性的根基。财富必须被视为托付，契约必须被视为神圣。
从关系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市场需要普遍规则，而不是熟人圈子的信任。
从权力人治走向宪政法治：市场需要有限政府，权力必须受到约束。
从消费主义走向责任伦理：市场需要节制、勤奋与责任，而不是奢侈与攀比。
换句话说，中国需要的绝不只是“经济转型”，而是“文明转化”，中国这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不是别的，而是“有十字架的变革”。
6. 公共神学的使命
这也正是公共神学的意义所在。公共神学让基督徒不停留或只满足于个人灵修，也不再只局限于教会内部，而是要回答：信仰如何塑造公共生活？
在经济领域，公共神学要重申：
财富是托付，不是偶像；
契约是圣约，不是权宜；
法治是信仰的延伸，不是权力的附庸；
市场是责任的场域，不是欲望的舞台。
这不仅是对中国的提醒，也是对当今全世界的呼召。因为在世俗化的浪潮中，市场文明在全球都面临危机，而中国则在一片空心化的土地上，重新寻根。
结语
市场经济的未来，归根结底是文明的未来。“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区别就在于信仰与伦理的根基。没有信仰根基，市场将沦为贪婪与掠夺；有了信仰根基，市场才能成为责任与文明。
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
如果我们只学习制度，而不学习信仰，市场将继续病态繁荣。
如果我们从加尔文主义中重新发现市场文明的根基，中国就可能走出一条全新的文明转化之路。
因此，真正的呼召是：
让财富回到托付，
让契约回到神圣，
让市场回到文明，
让中国回到信仰。
唯有如此，中国的市场转型才不会只是技术模仿，而能成为文明的更新；中国的现代化，也才不会只是外在短暂繁华，而能成为内在转化与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