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南梁陇兄——吾国吾民，如何“正常”？——回到孔子、苏格拉底与大卫的智慧，走向真理的信仰

作者：赵晓

南梁陇：

我的助理自己加了DS分析，我对助理讲，DS只能是參考，不能相信。

如何将权力之恶关进笼子里，如何将人性之恶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全人类要面对的任务。

回答什么是正常国家、正常党、正常社会、正常家庭、正常人，首先要回答什么是不正常。

DS根本就没有喂进宪政法治与基督信仰之料，岂知宪政法治管权，基督文明管心？

赵晓：

南兄好问，比当年屈原的“天问”还直击要害！

“如何将权力之恶关进笼子里，如何将人性之恶钉在十字架上？”

这的确不是一个中国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文明试题。

面对“吾国吾民，如何正常”的深刻追问，我们当然不能只盯着器物与制度，而必须回到人类智慧的源头，重新请教“文明之道”。

在人类文明史中，有中国、希腊以及希伯来三座文化高峰，提供了三条真正指向“正常”的智慧路径，可启中华民族今日重生之道。

一、孔子：慕天道——中国文化的道德高峰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不是虚话，而是孔子的伟大心志。

他不是说“我已得道”，而是说“我渴慕道”，甚至愿“以身殉道”。这种“敬天慕道”的心志，正是中国古极宝贵的精神资源，亦是中国道德的至高形态。

请问：今天的中国人还有“敬天慕道”的精神吗？

可悲，今日知识界，或许懂很多专业术语，却早已不再问“道”；懂术而不知魂，重方法而不问目的。

如果孔子生于今日，他会怎样？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基督徒——或许还是牧师，或是一名圣经教师。

孙立平老师说，中国人“现代性”还未吃饱。我的回答是，我们在吃第一口的时候，就吃错了药。

事实就是，我们“现代性的毒”早已吃得过多，而神圣性的营养、永恒性的真理，却连一口都未尝过。

“五四”学人打倒“孔家店”，高喊“非基”，这不是吃错了药是什么？

二、苏格拉底：知无知——希腊的哲学高峰

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知无知，知有限——在神眼中，这正是智慧之人，是有自知之明之人。

神称他为全希腊最聪明的人，不是因为他懂得最多，而是因为他“知无知”——谦卑面对人的有限。

他的“无知之知”，不是谦词，而是人类面对真理之源的姿态；是对人性本质的真实认知。

而今天的中国人，最缺的恰恰就是这种“有限意识”。

我们不承认人是有限的，不承认人是堕落的。我们崇拜理性、信奉欧陆启蒙，以为“人定胜天”、“我命由我不由天”；以为靠理性就能在人间建成乌托邦，“修出一个天堂”。

这不是智慧，这是狂妄！而这种狂妄，正是中国近代灾难的思想根源。

在苏格拉底这座丰碑面前，中国所有推崇理性主义的学人要感到羞愧。

三、大卫王：知有罪——希伯来的属灵高峰

大卫犯下通奸、谋杀的大罪，在世俗眼中绝非“好王”。但神却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仆人”。

为何？

因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为自己粉饰，不狡辩，不自义，而是知罪、认罪、悔罪，并且一生敬畏神、渴慕神。

他求神的义遮盖他。在《诗篇》中表明心志：

“我一生一世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大卫的伟大，不在于他无罪，而在于他知有罪，并得以因信得义；他同时，愿意在软弱中仍持守悔改之心。

人在神面前知罪，神就将基督的恩典赐给他——信而称义，从罪人变为蒙恩的义人。

我们中国人喜欢“自救之路”，讲什么“修齐治平”——几千年来，结果如何呢？我们应该在孔子和大卫的面前感到羞愧。

四、三智合一，走向“正常的人”

中国若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必须先有正常的人。

而一个真正“正常的人”，当具备以下三种属灵素养：

慕真理（孔子式）——“朝闻道，夕死可矣”；

知有限（苏格拉底式）——“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

知有罪（大卫式）——“主啊，我是个罪人！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

三者统一于一句话：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

五、文明的路，从信仰起步

宪政能关住权力，但只有信仰能医治灵魂；

法律可定人的罪，唯有福音能更新人的心。

如果中国真要走出几千年“非正常国家”的困局，必须：

以宪制为形，制衡权力；

以信仰为魂，复兴人心。

这不是文化霸权，这是文明常识。

就如呼吸需要氧气，灵魂需要真理——这，才是现代国家的真正根基。

中国的出路不能靠他人，只能靠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愿我们这一代国人：

既继承孔子的“道心”，又学习苏格拉底的“谦卑”，更追随大卫的“悔改”，一起走向那真正的正常之路：真理之道，生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