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铭湖：也谈“理性与信仰”

作者：赵晓

铭湖兄《关于理性的一些思考》一文拜读，感佩良多，愿就“理性与信仰”的主题略陈浅见，以飨高明。

一、赞赏之处：逻辑清晰、见识深远

首先必须说，这是一篇理性极为清醒、逻辑非常严密的思想论文。您不仅系统梳理了法兰西启蒙与苏格兰启蒙的根本分野，还追溯其人性论、自由观、理性取向等不同哲学根基，条分缕析，令人敬佩。

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三点：

1.对“理性三重性”的划分：感性、理性、神性（灵性）三个层次的划分既有哲学深度，又具现实穿透力。尤其指出“理性癫狂”“非理性癫狂”“信仰癫狂”三者的灾难性后果，极为警醒。

2.对中国“感性经验思维压抑理性成长”的分析切中肯綮。您指出《易经》式思维所造成的“替代性理性”，在古代虽为权宜之计，但在现代却成思想桎梏，这一判断极为深刻。

3.对中国近现代启蒙误入极端理性（列宁主义）之路的批判，点出了中国“以理性之名反理性”的悲剧根源。将列宁-斯大林主义归入“理性癫狂”的范畴，堪称见微知著。

二、补充之处：对宗教信仰的角色，可再上提一层

您指出“理性之外，人还需神性思维”，并强调信仰是人类对终极问题的回应，这是极有见地的。

但我愿稍作补充的是：信仰不仅是认知“边界”的补足，更是文明秩序的根基本源。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自由无法维持于无宗教的土壤中。”西方理性之所以能生长出自由的制度，不是因为“理性本身”，而是因为基督信仰为理性设置了伦理边界、为自由提供了形而上的合法性。

换言之，没有“神的主权”，人不可能真正获得“人的自由”。

从洛克（John Locke）到斯密（Adam Smith），苏格兰启蒙的背后站着的是清教徒传统。没有加尔文的瑞士，就没有英格兰的启蒙。宗教改革所带出的“人人皆祭司”“良心归上帝”才是自由最初的内核。因此，信仰不是辅助理性，而是驯服理性，使其不至癫狂，且为其指引方向。理性是信仰的仆人。

三、超越之处：从“理性反思”走向“灵魂归信”

铭湖兄的文章止于理性与信仰的张力，但我想补上的是一条“灵魂的归途”。

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理性如何不癫狂”，而是：“人在有限中如何面对无限？”

正如您文章末尾所言：“我们不仅需要理性的启蒙，也需要信仰的启蒙。”我完全赞同。但我进一步认为：信仰的启蒙，才是理性启蒙的最后归宿。最大理性智慧，就是认识到理性的有限以及人性的有罪，进而走向信仰的超越

若无终极价值的确证，自由悖论将无法破解，制度正义也只能悬浮于空中。

中国，今天面临的，不是“再来一次启蒙”的问题，而是“启蒙之后的反思与皈依”的问题——一个“从反思启蒙，到归信基督”的文明回转。

所以，我愿补上一句：“不是回到理性，而是回到十字架。”因为“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自由之树，唯在十字架的根基上，才能长出不朽的果子。

四、求道之心与问题导向：答案在哪里？

您这篇《关于理性的一些思考》既彰显宏阔的求道之心，又不失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注，感人至深。我特别钦佩您“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的立

场，这种内在的痛感与责任，才是真正启蒙思想的火种。

尤其您在文章中提出：

“这世上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呢？有的，不过，绝对真理不存在于科学（理性）的证明之中，而是存在于信仰（神性）体系的天启或神谕之中，它是启示性的绝对真理，无需科学（理性）的证明。”

这句话令人震动。它不是常识的陈述，而是灵魂的呐喊。您已经走到了理性思考的尽头，开始望见彼岸之光——这是“求道者”的极高境界。

我想温和地指出一个关键补充：真理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位“人”。

中国文化几千年谈“道”，但道在传统中往往是无形的秩序、不可知的本源，是“道可道，非常道”的哲学抽象。

西方哲学探索“真理”，在柏拉图那里是理念的世界，在康德那里是理性的限界；在现代科学中，则变成了“可证伪”的模型。但如您所指出：这些都无法通达“绝对真理”。

唯独耶稣基督给出了最惊人的回答——大道与真理，不是概念、不是公式、不是结构，就是他自己，他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耶稣不是来“讲一个道理”，而是“道成肉身”，成为可以触摸、可以交谈、可以跟随的那一位真理本体。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是那“太初之道”，亲自进入我们的历史、文化与生命中，将永恒带入时间，将神性托付给人性。

这就是“启示的绝对真理”的最高表达：真理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

大道和真理站在人们面前，提出了全人类最大的一个考验题目：你信祂吗？这，可能也是铭湖兄面临的最大挑战。您只能三中选一：

1、耶稣真的是大道和真理的本体？

2、耶稣是疯子和骗子；

3、不可知论。

五、您所描绘的“文明三峡”，唯有穿越十字架才能抵达彼岸

您在文末指出：“中国的问题，在精神意义上，仍是如何走出中世纪的问题。”此言极是。但若补上一句，我愿说：

“中华民族要走出文明三峡，必须从一个个中国人走出个体的文明三峡开始；而个体要走出文明的幽谷，必须首先走向那位真理的本体——耶稣基督。”

其实，这不是我说的。唐德刚先生就多次指出，中国之所以“三峡难行”，根本在于国民“性格与人格”的现代化未完成。因为，“制度可以抄，宪法可以写，但国民的素质、道德与信仰必须靠时间熬、靠教育养。”这一判断，与后来的余英时等学者在“信仰缺失与公共伦理真空”方面的忧思不谋而合。

纵然制度改革再多，道德教育再严，启蒙阅读再丰富，若人心仍未得救，灵魂仍无归属，自由便只是幻影，理性也将自陷回圈。

这不是宗教狂热，而是器物与制度之外，对理念与民情的再重视。就像您在文中反复申明的：人类的思维，有其边界，人的理性，也需要“上界”来照亮。

而这“上界”的真光，不是别的，正是那位复活的基督。

中国文化向来讲“道”，却很少相信“道成肉身”；我们向往自由，却难以接受“自由的主”；我们高呼理性，却拒绝那照亮理性的真光。

您指出，中国人“既未发展出成熟理性，也未建立起纯正信仰”，因此，既缺科学，又缺信仰，灵魂漂浮，文明焦虑。这些观察，一针见血。

但解铃还须系铃人。若自由是一棵树，它需要十字架的根；若信仰是一盏灯，它需要启示的油。

六、诚邀兄归信基督，一起走向真正的“自由与真理大道”

铭湖兄，您已是“灵魂近岸的人”——看见了“理性的边界”，触摸到“信仰的轮廓”。这是一份莫大的恩典，也是一份深深的呼唤。

我诚挚邀请您：来读《圣经》，来认识耶稣，来亲身经历祂的爱与真理。

因为信仰不是教条，不是制度，不是神学体系，而是一段关系，是与那位创造宇宙、又为我们舍命的上帝之间真实且温柔的关系。

祂不只给我们永生，也给我们此刻得释放、得自由的生命。

结语：大道不是彼岸，而是身旁

愿以一句话与您共勉：

“大道就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若您愿意，我们可以继续通信、探讨、同行，一起走上那条从理性归信、从启蒙归真、从自由走向救赎的生命之路。

——赵晓敬上

附文：

铭湖：关于理性的一些思考：两种不同的理性启蒙

说到18世纪的理性启蒙，中国过去只知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启蒙（法兰西启蒙），而几乎完全不了解以英国经验主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为何会造成这一蒙蔽，本身就是个值得深思细究的问题）。由于苏格兰启蒙与法兰西启蒙在哲学观念上的理路明显分殊，对后来世界历史的走向和格局也造成了断然不同的影响。可以说，当代社会一些价值观的根本分歧，都是源自于这两种不同的启蒙思想。时至今日，如果还不能对这两种不同的启蒙有清晰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说人类将无法真正走出“现代性”的困惑和危机。

两种不同的启蒙思想源自对人性认知的不同和自由观的分歧。

法兰西启蒙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多塞和卢梭等人。传承了法兰西思想传统的孔多塞与卢梭们是唯理（性）主义者，他们坚信人类的理性能够指导人们走向理想的幸福生活，孔多塞甚至相信人类会在理性的指引下逐渐向乌托邦世界发展。而苏格兰启蒙思想对人性的认知则完全不同（代表人物有大卫·休谟、约翰·洛克、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等）。其中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的《人性论》无疑是洞悉人性的伟大著作，休谟相信：“人类眼光短线，本性急功近利，除非受到不考虑具体情况的后果而采用的普遍而不可改变的规则的约束，他们没有能力对自己真正的?远利益做出适当的评估。”历史一再证明，人性的这种永恒的弱点，正是乌托邦理想和“多数人暴政”产生的根源。

两种理性启蒙的自由观也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强制的不存在或最小化，并且自由社会的发展是有机的、缓进的和非决定论的，亦即i由的实现有赖于试错程序。在价值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认为自由是人的最高价值。这种自由观也叫作“盎格鲁自由”。

而法兰西启蒙思想认为，“在追求和获致某一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方能实现自由”“人生来就具有知识的和道德的禀赋，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因此他们主张“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法兰西启蒙思想在价值观上认为平等才是最高价值。这种自由观也叫作“高卢自由”。

苏格兰启蒙思想根源于英国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我们习惯上说经验主义，其实并非强调经验而否定理性，更准确地理解，英国经验主义应该叫作“理性有限主义”，他们警惕理性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主张在传统和经验中传承和拓展人类理性。

法兰西启蒙思想，根源于大陆唯理主义哲学传统。唯理主义或理性主义，准确地说应该叫作“唯理性主义”，他们相信人类理性能力的无限性，认为理性有能力设计和构建完美的社会蓝图，并且能够实现这一蓝图。大陆理性主义也被哈耶克称为“建构理性主义”。

要说明的是，苏格兰启蒙与法兰西启蒙的不同，是思想传统和哲学理念上的不同，并非完全是人员归属的绝对区分。例如，法国人孟德斯鸠、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因思想理念和价值观与英国经验主义一致或接近，可以归入苏格兰启蒙的思想家阵营，而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因其思想更与大陆唯理主义合拍，实际上应归入法兰西启蒙思想家阵营。

对于两种启蒙在人性观、自由观和价值观上的不同，这里只是略作说明，展开阐述太需要篇幅，且不是本文的目的。

苏格兰启蒙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是苏格兰启蒙的忠实继承者，美国秉持的自由观是“盎格鲁自由”，美国坚守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美国信仰体系的主流是基督教新教中的清教传统。苏格兰启蒙中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根基的“盎格鲁理性”精神，在表现上是低调的，沉思冰冷的，保守传统的，但在捍卫价值底线时却是无比坚定，绝不退让。

而法兰西启蒙则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其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也是法兰西启蒙的一脉后裔，因此，欧洲大陆更多秉持的?由观是“高卢自由”，其价值观追根溯源是集体主义，其信仰体系与美国相比也要混杂得多。法兰西启蒙中以大陆理性主义为哲学根基的“高卢理性”精神，在表现上是高调大，理想浪漫的，与传统彻底决裂的，他们不是坚守价值底线而是追求完美的价值理想。

而在20世纪席卷全球、影响极其深广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其实并不是一个前后统一的理论体系。早期的马克思如愤青般鼓吹阶级斗争、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而后期的马克思已对其早期观点有所修正，更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二国际更多继承了马克思的后期思想，走议会斗争道路，在北欧一些国家成功取得政权，开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践，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北欧国家执掌政权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是马克思的正宗后裔，他们走的道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列宁（共产国际）则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加以发挥，在俄国武装推翻了以社会革命党人为主建立不久的新政府，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规模国家实践，继而更由斯大林继承和发挥，在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蹚过一片又一片血海，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人间灾难。因此，列宁-斯大林主义虽然也是法兰西启蒙的精神后裔，但历史证明，这是经由马克思人来的对?类为害最大的一脉变异的精神后裔。而一度在德国出现、迅速走向疯狂和毁灭的法西斯主义，除了非理性的一面，就其价值理性而言也是大陆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变异的精神后裔，它与苏俄的共产主义在理性精神上是同构的，只是以民族主义面貌呈现的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

感性、理性和神性

我更愿意将人的思维分为感性思维、理性思维和神性（灵性）思维。从?的思维发展的纵向过程来说，这是思维的三个不同阶段，而从思维的横向截面来考察，这是思维的三个不同层次。人对世界的认知首先来自于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接触、感受与反应，包括感觉、直观、直觉等，这时候的思维是具体的，有具象的特征。随着认知面的扩大和认识的深入，理性思维登场了，人类大脑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抽象是理性思维的特征，它使人类认识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地扩展，并有了不断拓展的可能。而理性思维是与科学同步发展的，科学的局限和边界也就是理性的局限和边界，这在本质上也就是?类认知的局限和边界，是人类理性无法突破和超越的界域。在这里，神性（灵性）思维出现了，这就是信仰。信仰是超越经验和理性的?的灵魂感悟世界的能力，它在经验和理性遇到“天花板”时，以超验的思维给出有关世界终极来源及最终去处的不证明（其实是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的答案，这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故曰神性或灵性。因其超验和不证自明，具有公理般的力量，因而它具有永恒的魅力。

上述三种思维形态，可以比喻为人类思维开出的三朵花，它们是同枝连根、不可分割的。之所以分开单独表述，所谓“花开三朵，各表一枝”，是因为抽象分析的需要，而实际上，就具体综合的人而言，这三种思维就像溶液一样融合在一起，无法将其单独抽离出来、割裂开来，实际上它们只是统一的人的思维的三个不同特性。事实上，既不存在完全纯粹的理性思维，也不存在完全纯粹的感性思维和神性思维，它们都是融合在?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只不过哪一方面更显性、更突出罢了。但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却往往将某种感性认识能力或某种?理能力推到极端，从而形成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例如，叔本华过分强调人的意志的“唯意志主义”，尼采崇尚“强力意志”的“超人哲学”，以及将直觉或直观推到极端的直觉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有H.柏格森、B.克罗其、E.胡塞尔等），将“存在”先在化的存在主义哲学（以萨特为代表）等等，这些都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典型。

非理性走到极端，会产生非理性的癫狂，种种非理性主义的极端主张，就是非理性癫狂的表现。而理性走到极端，越过理性的界限，也会产生理性的痴迷与癫狂，由理性崇拜带来的理性无所不能的滥用，即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自负”，理性设计的终极完美蓝图一旦付诸社会实践，便拉开了理性癫狂的?幕。非理性癫狂容易辨别和识破，理性癫狂却因穿上了科学的漂亮外衣，具有极强的迷惑性，不到灾难性后果呈现，难以被人们识破。不唯如此，信仰倘若走火入魔，越界直接干预世俗事务，同样也会产生信仰癫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邪教了。可见，无论理性、理性和信仰，都不能走向极端，超越??的界域去干预甚至替代他域之事，否则人类将会被引入灾难之门。

说到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联系，除了从具体到抽象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种意识不能忽视，那就是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过程，它很可能也是联结感性和理性的一个重要纽带，只是我们还没有清晰地将其打捞上来而已。如情绪、本能、潜意识或无意识等等，有的表现为难以把握和控制的行为，有的则是潜伏于人的内心深处并不自知的意识，这些都是心理学所研究的。随着现代认知科学越来越向分子水平甚至更精细的方向深入，现代心理学正在试图利用科学的新发现解释此前不能理解的种种?理现象，这或许能给更科学地阐明?理性的意识带来福音。

理性（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但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科学理性不可避免地有本身无法逾越的边界。也就是说，人类理性不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所以，科学（理性）所认识的真理，只是阶段性的相对的真理，科学（理性）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这世上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呢？有的，不过，绝对真理不存在于科学（理性）的证明之中，而是存在于信仰（神性）体系的天启或神谕之中，它是启示性的绝对真理，无需科学（理性）的证明。只有信仰体系中的启示的真理，才是这世上唯?的绝对真理，它是超越了经验和理性，在理性的界域之外人类所能觉悟到的真理。不过，这种超验的超理性的真理也需恪守原则，不越界直接干预人类的科学理性。它就像我们头顶上的星空，照耀着人类，并与人类内心的灵魂遥相呼应，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引导着人类前行之路。

中国需要双重启蒙

我不是纯粹做学问的?，与“学问中人”相比，我可能更是“问题中人”。当我思考理性问题的时候，最终的指向总是：中国的问题何在？我们是否需要启蒙？需要什么样的启蒙？因为这些问题与?出“历史三峡”（唐德刚语）密切相关，决定了我们能否破解历史周期律（黄炎培语）的魔咒。

当我们面对中国的现实时，还是先要把目光投向古代，看看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时代”（由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两千多年前世界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以及古代印度文明各自辉煌，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个时候，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农耕民族，在技术、技艺方面的发明创造堪称先进和精湛，曾经开出农耕文明的灿烂之花。但自近代以降，中国却突然发现已大大地落后于世界，而且是制度、经济、文化的全方位落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过去的500多年里，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竟然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拉开了这么大的距离？

这里，我仅仅从理性发展的角度作一些省视。

一个文明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地理、气候、交通等自然条件的约束，也受到政治制度、问化传统等人文环境的制约，除此之外，还受到人的理性发展程度的影响。并且，理性本身的发展也受到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理性与人文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互为约束条件的。

中国古代农耕技艺与农耕文化的先进，恰是感性经验思维?度发达的表现，而且他们二者之间往往是互为因果的。正是感性直观的思维推动了农耕技艺和农耕文化的创造发明，而先进甚至精湛的农耕技艺和农耕文化又极大地强化了感性经验思维的丰富和发展，甚至因为感性经验思维的高度发展而压抑了理性思维的正常发育和发展。

中国古代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景：感性思维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甚至是早熟的发展，已经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而理性思维却还停留在幼童阶段，迟迟没有发育成长。更糟糕的是，感性直观的思维又过早地与粗陋的、尚处于蒙昧阶段的原始信仰相结合，二者合一，共同压抑和扼杀理性，使本来可以健康发育成长的孩子长成了一个畸形的精神巨婴。

我曾经说过不喜欢讨论“术”而愿意探究“道”。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古代的理性思维在“术”的层?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尤其在政治、军事领域，充满了各种不按规则行事、突破?道底线的权术、计谋、策论，在这方面，中国人以阴险、狡诈、残忍为?的各种“术”在世界上绝对首屈一指，无人可以匹敌。而在“道”的层面，中国人对形而上的道理的探索和追究却是浅尝辄止，乏善可陈。

所以，直到近代，在西方文明叩开中国??之前，我们有技术，却没有科学；有算术，却没有数学；有辩术，却没有哲学；有名辩之争，却没有逻辑学；有炼丹术，却没有化学……这些，都是研究“术”的成果，而标志科学理性思维的“道”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四十年前，当我一边在上“中国古代逻辑史”课程，一边在上“现代数理逻辑”课程时，那种感觉的反差就极为强烈：以现代逻辑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白马非马”式的语词辨析始终脱离不开具象的事物，没有发展到抽象的形式化思维，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公理化逻辑系统的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充其量不过是逻辑学的萌芽或雏形?已。事实上，连逻辑这个名词都是近代才从西方引进的。

上述现象，引出了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史的英国学者的提问，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技术，为什么没能产出出科学？

这里必须将技术和科学的概念做出区分。技术讲究实用性和功利性，它依赖感性经验与?具理性的帮助就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这方面的实例。而科学的发展却离不开纯粹理性（更准确地说是看似无用的抽象思维）和价值理性，科学、逻辑学、数学的发展都是高度抽象思维的结果（甚至抽象到看似毫无用处），而人文学科的发展则与价值理性的思考相伴始终。

我们的先祖，在理性思维的发展方面，过早地发明了一种原始的、粗陋的、充满?附和?喻并且不乏神秘?彩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易经》，并且沉湎醉心于此，将这种混合着简单类比、比喻、比附、猜测、天人感应等等的认识方法不断精细化、系统化，成为一种足以解释世界一切事物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理性化”理论，以至今天仍有很多人的思维还笼罩在“博大精深”的《易经》之中，以为易经思维才是人类最高级的思维。这既是中国人的有幸，也是中国人的不幸，有幸在于：在漫长的缓慢发展的农耕时代，《易经》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科学，使中国人很早就有一个有用有效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法，甚至从中发展出了中国独有的治病方法——易医，而且中医的许多理论和方法也是据此而来。不幸在于：当科学理性时代来临时，这种看似精密实质粗陋的方法论对科学理性的拒斥也是空前强烈而顽固的，深受易经思维浸淫的中国人很难将其抛弃转而拥抱科学理性思维。这或许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在理性思维的路上步履维艰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政治、人伦领域，中国人的思维却在形而下的层面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甚至是畸形的发展。在这方面，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的著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究其实质，就是为维护帝王专制秩序服务的权斗之术和统治（驭民）之术，其精华和集大成者，一是以《商君书》为代表的统治之术（法术），一是由孔子发端、经董仲舒们精细化、体系化的以君臣人伦为主旨的儒术，并进而将其神圣化，推至信仰的高度和地位，成为中国?特殊的准信仰体系——儒教，而此后儒、释、道三教合流，更是堵塞了中国?信仰发展的正常之路。而在民间，作为中国原始信仰的“巫”，以“巫术”“巫医”深入社会底层，渗透到礼仪、祭祀、治病等生活之中，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传统。所以，当基督教随着西方文化进?中国时，遇到的排拒空前强大，义和拳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因为以上原因，古代中国既没有发展出高度的理性（科学）思维，也没有发展出纯粹的神性思维（信仰体系），导致理性没有根基，灵魂无所皈依，也就不奇怪了。

本来，在春秋战国这?轴?时代中国思想最为自由活跃的时期，是有可能发展出比较理性（科学）的思维的。但是，理性的发展除了思维本身要有不受影响的正常发育的环境之外，还需有一个价值观的支持，不是个性自由张扬、不受羁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就是否定个性价值、压抑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是自由的落脚点。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传统是万不能接受和容忍个人主义的，哪怕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还是纵横、阴阳等诸家，都是帝王统治的谋士和说客，不论他们之间争辩得如何激烈，并没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分歧，在哲学观上都是属于集体主义的。唯独有一个叫杨子的，他的杨朱之学倒很可能是主张个人主义的（“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很可惜，扬子的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他的主张被所有各派都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很快便扑灭了杨子个人主义的思想萌芽，以至记载杨朱之学的文字资料少得可怜，后人仅能从别人的转述中得窥其一鳞半爪。从此之后，中国本土再无接续个人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根基的自由学说难以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和落地生根的重要原因之一。

追究这一中国传统的原因，我甚至认为可能与中国封建社会经历的时间太短，而过早地进入了大一统的皇权（宗法）专制社会有关。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权力在纵向上毕竟是分割的，思想统一的要求不易做到，客观上会给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一定空间。而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统治，权力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统一思想的要求相对容易做到，这就使思想子由发展的空间逼仄得几乎窒息。

而在一百年前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中国式理性启蒙中，由于阴差阳错的偶然性，由于对西方科学理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误读，更由于中国古代理性畸形发展所积淀而成的特殊的国民文化心理，再加上外部条件的配合，中国很快便承接了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中马克思主义的一脉，而且是其中变异最极端的一脉——由列宁发挥、后又被斯大林发展到极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所以，理性启蒙在中国就显得尤为艰难和复杂。我们既需要科学（理性）的启蒙，也需要信仰（神性）的启蒙，只有彻底抛弃易经思维和中国式信仰，在精神上“脱中入西”，中华民族才能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跟上人类前进的步伐。

而在科学（理性）的启蒙方面，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更难以理解两种不同的启蒙。以中国的现实而言，无论是法兰西启蒙还是苏格兰启蒙，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我们在理性方面实在蒙昧得太久，当下紧要的现实的问题，不是选择什么样的启蒙的问题，而是需要尽快挣脱蒙昧的神秘的伪科学（理性）的问题。近代以来特别是百年来的启蒙之路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和警示，当我们高举科学（理性）大旗的时候，千万不能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情绪所裹挟，不能被包裹着漂亮外衣的理想主义乌托邦所诱惑、蒙蔽和绑架。

中国的问题，在精神的意义上，至今仍是如何走出中世纪、走出帝制的问题。很多时候，国人的身子虽已踏入了现代社会，可是就思维而言，很多人仍然沉湎于长袍马褂的皇民意识之中。所以，当我们把西方现代的问题拿来与中国比较时，就像置身于穿越剧中，常常是时光倒错、情境误置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很多问题，尤其是精神和理性还处在前现代，连“现代性”都谈不上，更遑论什么“后现代”了。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理性启蒙的补课，尽快补上精神和理性发育的欠缺，让科学的、数学的、逻辑的理性思维尽早普及和深入人心，同时也让人文精神和普世的价值理性尽快地普及和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随着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性”问题甚至“后现代”问题（我对“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观点与当下主流的阐释不同，此处不论），至少在局部地区和领域正在加速到来。历史留给我们补课的时间不多了，错过这一历史机遇，我们将面临更为复杂难解的理性难题。

若果能顺利走出“历史三峡”，打破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则?族幸甚！国家幸甚！

前路难测，任重道远。

铭湖

2019年10?31?

注：本文原是读了一位前辈智者的《理性笔记》后写下的我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