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刘亚伟：也谈“有信仰的自由”
作者：赵晓
对于拙作《上帝的存在是自由的特许状》一文，刘亚伟兄发给我他的一篇文章《有信仰的自由》并寄语：“我也有一篇有信仰的自由，七八年前写的，恰可以作为大作的呼应。”
读完亚伟《有信仰的自由》这篇文章后，感觉言简意赅，非常值得一读，特别对“保守主义不是一种主义”，而是“有信仰的自由”的深刻理解感到耳目一新。借此，我想做些回应和补充，表达我对文中三点核心的“自由的底线”的进一步理解。
一、“承认人类活动的规则秩序是先验的”
我的理解：这是对“神定秩序”（divine order）的敬畏，承认秩序来自上帝而非人造。人在真理中才得自由，而非靠主观意志和权力意志。
从学理层面来说，《圣经》中的十诫正是“神定秩序”的代表。它不是可协商、可变通的人为法规，而是上帝直接启示给人类的道德律法，其核心正是为了保守人的自由：敬畏上帝、尊重他人、不杀人、不偷盗、不作假见证、不贪婪……这些不是压制自由，而是为自由划定边界。离开了这个边界，就犹如火车滑出了轨道，自由便必然滑向任性乃至暴政，人就“什么都敢做”，而且“什么罪恶都可能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写：“如果没有上帝，一切皆有可能。”
从历史经验来看，“抛弃神定秩序”所带来的灾难尤为惨烈。法国大革命口号喊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以自由为女神，但革命过程中却开启了理性至上、斩首成风、以人定法的恐怖时代。雅各宾派竖起“理性女神”的神像，将《圣经》与教会驱逐出公共领域，结果是成千上万人的断头命运与道德崩塌的社会秩序。更严重的是，这种“人定胜天”的观念进一步演化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思想基因。
苏联与中国的无神革命便是在这样的遗产上展开的。苏联以阶级斗争之名，发动大清洗与劳改营；中国则走到了“文革”的极端，公开否定天地人伦，打倒“孔家店”等一切权威，甚至高呼“造反有理”。其背后的共同点，正是摧毁了先验秩序，不再承认“苍天在上”，“顺天者昌”，只承认“权力是唯一的法则”。
结果是：个人没有自由，道德没有边界，社会没有信任，权力没有制衡——最终，连“自由”的名义本身也被彻底滥用与背叛，个人沦为革命的工具。
因此，“神定秩序”不是束缚，而是守护；不是压迫自由，而是防止自由自我毁灭。这才是“有信仰的自由”之根本意义：人不是靠自己获得真正自由，而是在真理中、在神的秩序下得自由。
二、“承认天赋人性不可改变”
我的理解：这是对人类“罪性”的深刻认识，因此不追求在地上建立“乌托邦”或“巴别塔”，而是明智地放弃对完美社会与制度的幻想，转而追求持续的改善与约束。
从神学与人性认知角度看，《圣经》清楚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人从伊甸园堕落之后，其罪性已深入本性，绝不是靠教育、制度或物质改善就能根除的。加尔文主义强调，“人是全然地败坏”，这和卢梭所说“人生而善”的理想主义正好相反。
也正因如此，英美保守主义者从不相信有罪的、不完善的“人性可以改造”成为完美，更不会试图通过制度制造“新人类”或“理想人种”。他们不追求完美，而追求对罪性的有效约束。
从历史经验看，20世纪最惨烈的几场政治灾难，正源于对人性与社会可塑性的幻想：
苏联极权主义建立在“新苏维埃人”的乌托邦假设上，认为只要消灭私有制与宗教，就能培养出无私利、无阶级的新型公民。结果是戈拉格（劳改营）系统化，清洗成常态。
纳粹德国构想“雅利安人种”的种族乌托邦，以为优生学和国家机器可以制造道德完善的“民族共同体”，最终酿成大屠杀。
中国文革试图铲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却造成十年浩劫，亲情断裂、社会溃散。
这些悲剧全都出于一种共同的信念：人性可以重构，历史可以清零，制度可以完美。
然而，保守主义者认为：正因为人性有罪，才更需要制度的制衡、信仰的教化、传统的维系与秩序的敬畏。不是“建构天堂”，而是“限制地狱”；不是“归零革命”，而是“有限改良”。这是一种极其清醒的政治智慧与现实主义。
这也正是为什么英美宪政传统强调：不是把希望寄托于“伟大领袖”，而是建立制度，让坏人也不能为所欲为；不是幻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维持社会最小恶，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换句话说：不造塔，而筑堤；不造神，而守诫。
三、“警惕理性的自负，保持知无知的谦卑”
我的理解：这是承认人的理性有限，不将理性当作偶像，抵制“理性主义”的傲慢和膨胀。真正的智慧，是敬畏上帝，是对未知保持敬畏与克制。
在英美保守主义传统中，伯克（Edmund Burke）一再警告所谓“理性建构主义”（rational constructivism）的危险，指出那些以为可以凭借抽象理性重新设计社会秩序的人，最终往往带来的是混乱与暴政。因为他们看不到人类理性的局限，看不到传统、习俗、信仰、历史经验这些“看不见的智慧”中所蕴藏的真实与力量。
历史教训早已证明：最危险的，不是人类的无知本身，而是“无知者自以为有知”。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滑向血腥恐怖，不是因为人民太野蛮，而是因为“理性之神”被立上了祭坛，传统与信仰被斥为迷信，结果断头台成为“理性政治”的终点。康德所说的“启蒙即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在雅各宾手中，成了“清除一切异见”的理性暴政。
而真正的智慧，恰恰不是人类自身狂妄的自信，而是对造物主谦卑的敬畏。正如《箴言》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9:10）。哈耶克（F. A. Hayek）也指出，社会运行的复杂性远超过个体理性所能掌控，“我们的无知远大于我们的知识”，因此任何宏大计划都必须以审慎和敬畏为前提。
这正是“知无知”的政治美德。理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理性需要信仰的光照，也需要传统的制衡。
今日世界的许多困境，恰恰源于“理性主义的自负”——以为人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上帝，可以任意选择性别、身份、价值，甚至生命的意义本身。结果却是人心更混乱，社会更撕裂。
因此，英美保守主义不是反对理性，而是反对“理性之神化”。正如刘军宁老师所说：“启蒙理性成了偶像时，人的自由也就沦为牺牲品。”
简言之：真正的自由不是来自理性的放纵，而来自对真理本体上帝的敬畏；不是将人的理性高举为神，而是将理性放在信仰之下，让它成为谦卑的仆人。
称这样的保守立场为“有信仰的自由”，非常贴切。它扎根于英美基督教传统，与欧陆那种脱离信仰、强调理性与人文乌托邦的自由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英美自由得以更稳定地发展，而非走向极端。
冷战中的里根保守主义正是伯克传统的现代践行：里根上台时，美国正陷入经济滞胀、道德低迷与苏联扩张的多重困境，进步主义的“大政府”路线受挫，民众普遍对美国方向感到迷惘。而里根，则用“有信仰的自由”这一核心理念重新唤醒了美利坚的保守精神。
他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限制政府权力，复兴个人自由和责任；另一方面也毫不含糊地高举信仰和传统的价值。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引用托克维尔：“美国伟大，不是因为她强大，而是因为她良善；若她不再良善，她将不再伟大。”这种带有神学色彩的政治语言，正是英美保守主义区别于欧陆“理性自由主义”的特征。
尤其在对苏战略上，里根以“道德现实主义”的姿态直面共产极权，不再幻想通过绥靖与和解维持和平，而是坚定地站在自由与信仰一边。他的“邪恶帝国”演讲、“星球大战”计划、重建军备与背后深厚的福音派基础，共同构成了“和平压制苏联”的综合战略。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不仅是地缘政治的转折点，更是“理性乌托邦”被“有信仰的自由”现实击败的历史节点。这正体现了伯克式保守主义的深远价值：不是消极守旧，而是在关键历史转折点，用信仰与智慧护住文明的根基。
到了今日美国，所谓“进步主义”再度鼓吹无根的“觉醒文化”（wokeness），在种族、性别、语言、教育、移民等领域推动激进政策，其激烈程度常令人目瞪口呆。面对这些挑战，新一代保守主义者依旧需要从伯克的智慧中汲取力量，坚守“自由之根”，拒绝“进步之毒”。
至于“保守主义”这个词是否合适，我的看法是：其实名称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背后的精神实质：敬畏、审慎、真实、有限中的盼望。
最后，伯克所说“保守主义只有在实际政治中才有意义”，也提醒我们——这种思想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与激进主义长期角力中锤炼出来的政治智慧。从法国大革命到冷战，再到今日西方白左“进步派”激进潮流，伯克式的保守主义始终提醒人们：自由不是放纵，进步必须有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