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与文明：愿祢的旨意成就

作者：雪薇

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哪种经济制度更优？哪种经济制度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分？在历史上有很多基督徒前辈已经做了研究，比如：亚当·斯密、哈耶克、马克斯·韦伯等，所以本篇文章通过回顾欧洲基督徒前辈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圣经》真理，分析我们为什么应当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一、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1.信仰如何影响制度：从果子看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马克斯·韦伯1904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在这本书里韦伯以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说明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什么。

富兰克林是一个清教徒，出身于长老会家庭，属于草根阶层，曾是一个印刷厂的学徒。他从学徒开始干起，勤奋努力，后来自己开了印刷厂、办报纸、建立哲学俱乐部，后来演变成公共图书馆（众筹买书、会员借阅模式）。他50岁以后竞选议员，以经验和读书实践获得的理念来服务于宾州人民，参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承担社会责任。

新教伦理：把职场工作视为上帝的呼召——天职，工作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这就是马丁·路德提出的“天职观”。按照《圣经》的教导，清教徒的品格是：诚信、勤勉、节俭、负责任、友善，警惕过度自私和个人享乐的行为。例如，富兰克林一生中都用一只粗瓷碗来用餐，不需要过多的享受；他曾经每周操练一个品格，一共有13个，直到过关养成习惯。所以，马克斯·韦伯把他当作资本主义精神的典范或代言人。

资本主义精神：一靠制度，二靠人。亚当斯密发现：国民财富增加靠的是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制度，通过自由市场，供需与价格的平衡由看不见的手来掌管，就能够达到供需平衡。因为知识和信息的分散性，任何少数人的人为计划都会扭曲平衡。新教的天职观念造就了一批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去生产创造，积极为他人提供产品和服务。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公平发展的制度，它也是新教的果子。

2.路德的“天职”观：反天主教传统，从出世到入世

基督徒是应当入世还是应当出世？天主教通常教导信徒出世，但是新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教导信徒入世——活在世上，但不属于这个世界。马丁·路德认为令上帝满意的唯一生活方式，是履行个人在尘世的地位上所加诸于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路德把放弃现世的责任看作是自私的产物，是在逃避尘世的义务。这种“天职观”是新教改革家们在《圣经》原则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我们每个人所在的职场都是上帝赐给我们履行责任的场所，所以基督徒要以上帝的原则指导实践，不能放弃在世界上的责任。履行天职的劳动是博爱的外在表现，任何正当的职业在上帝看来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

新教之所以能产生了人类的文明，是因为新教的“天职观”观念。“天职观”改变了职场的价值观，直接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文明、科学进步等。如果是避世的价值观，大家都躺平，谁都不干活，自然就不会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所以，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始于欧洲的宗教改革带来了观念的更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有效力量。把《圣经》中的 “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落实到现世的职业工作中。《路加福音》10章25至28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可见，如果一个人说信了神，但没有去做“爱主你的神”和“爱邻如己”的事情，是不可以承受永生的。所以不能光是说，而要把“爱神和爱人如己”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职场、家庭、人际交往等，都是实践这两条新约律法的具体场合。

《旧约》的613条律法是用来解读《新约》律法的 Context（就是上下文），也就是用来整全解经的参考依据。“爱神和爱人如己”是《旧约》613条律法的总结。基督徒有《圣经》的指引，不会迷失方向。

二、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看新教信仰对人的改变

1.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加尔文《基督教要义》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对《圣经》做了体系化的解读。其中得救预定论：恩典的救赎（因信称义）是从神来的一种客观力量，它是不可以抗拒（irresistible grace)的存在，蒙拣选的人会蒙上帝保守持续地保持信仰，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其间犯了罪，也可以通过真诚忏悔重新归向神。耶稣基督的宝血会遮盖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有责任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紧张的世俗活动是最适合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上帝拣选和预定的，是上帝让我们在主里面得救的，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恩典。因此我们身份地位与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要尽“上帝的选民”的责任，而世俗职场就是我们展现“上帝选民”身份的一个非常好的阵地。

如何确信自己处于因信而得救的状态？有两种观点：

圣灵的容器（神秘主义）：路德派认为圣灵在人的心中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 8：16 )（这是内在的）。

神意的工具（禁欲主义）：加尔文强调是上帝的旨意拣选了你，所以你会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你的生命会被神更新和改变。用世俗的话说叫“自助者天助”，基督徒必然走成圣的道路，显明自己的得救。（这是外在的）。他（她）用一辈子的善举把一个人从“自然状态”转变到“恩典状态”：这个过程需要一种靠永恒思想所指引的生活，于是禁欲主义有了明确的理性性质，（理念上有意地做好事、禁止自己做犯罪的事或满足个人欲望的事，这叫“禁欲主义”）。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禁欲的文化结出的果实。

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天职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他们具有绅士的特征：理智、沉稳、自我控制力强，成为终生的“僧侣”——为天国效劳的工人，从圣灵重生为新造的人；具有条理性的理性化伦理行为：他们身上有神恩典的证据——使用神给他们的才干恩赐，践行天职使命，符合自然法。如果神不改变他们，他们依然是原来的野蛮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没有文字，没有文明），因为他们相信神，神使他们的生命有极大的改观，所以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格外明显。

因此一个人得救，既有内在的证据（圣灵在我心中告诉我，我是信神的），也有外在的证据（行为、举止、思考都是按照《圣经》的律法指南来进行的），两者结合起来，这在神学上这叫“得救的确据”。马克斯·韦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2.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人活在世界又不属于世界

（1）为什么要禁欲

第一，一个人占有财富导致懈怠。享受财富太多会造成游手好闲和放任情欲，甚至放弃对正直生活的追求。如果不控制人内心的原罪，人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任凭被欲望掌控的人，所以要警惕。

第二，虚掷光阴是万恶之首，以牺牲日常劳作为代价的默祷应当直接予以谴责。如果一个人一天24小时都是在祷告，代替在职场上的劳动，这在清教徒看来也是不合宜的。因为人一定要有“爱人如己”，为社会或他人作贡献的一面，不能用表面上的宗教虔诚取代了该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清教徒与罗马天主教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厌恶劳动就得不到恩宠，所以，人要持之以恒地践行艰苦的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这也是一个自然法的原则。

所以在天职观念基础上的理性行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要素之一，其源头就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人在履行天职中生活、理性劳动（细心+方法），就是在践行入世的禁欲主义。中产阶级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严谨、刻苦、端正的性格、感恩的宗教情感，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8）

（2）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两者关系

通过禁欲主义强调节俭，实现资本积累，是百年老店能持久经营的原因，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既约束消费（反对奢侈消费，赞同理性利用财富，容许简洁殷实的舒适。并不是像苦行僧一样，因为“爱人如爱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要“爱己”，过殷实舒适的生活，但不是一味地追求奢侈消费。）也释放获利的能动性（《圣经》的道德观会谴责欺诈和冲动性贪婪等， 这些破坏市场合作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所以，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能平衡个人的生产和消费（如马斯克，很勤奋，在职场努力奋斗成为世界首富，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但他不追求奢侈生活，不追求吃喝玩乐，经常花很多时间吃住在工厂里研究生产环节，直到完成投资人的对赌协议，这就是清教徒精神，尽管马斯克是不是基督徒并没有官方确据，但是他的身上还是显示出了基督文化的一些标记。）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文明，导致新教国家国民财富的迅速增长。

3.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

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历史分析链条，认为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是：

第一，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基督教控制宗教力量，用于修道士和修女，做理论上的研究，忽视世俗的职业；

第二，路德的宗教改革废除了修道院，把寻常的职业变成了宗教的“天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把人发挥才干的场地由修道院带到了世俗社会中的职场。

第三，加尔文主义找到了得救预定论，赋予人在日常工作中追求道德完善的持久动力，（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禁欲主义），其经济后果就是把理性化了的资本主义精神释放了出来：诚实经商。不是贪求最大利润，不择手段，不惜破坏合作关系，而是目标把产品做好。可靠稳定的生产销售，进而转变为一种大规模的生产体系，持续地积累和投资以促进商业的发展。

第四，清教徒资本家开始发家致富，持续不断地刻苦劳动，利润再投资于商业扩张，带来了商业成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三、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发现

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德情操论，没有清教徒的精神，就很难有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因为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虽然有市场经济但无法制约人的诡诈，这样的市场经济就会有太多的成本和失败。

《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提到有只“看不见的手”，使得个体之间的交易行为在总体上达到最佳平衡。“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意思呢？W·D· Grampp认为：“看不见的手”最常引申为充分运作时的价格机制。在价格机制充分运作下，自由交易里的供给和需求将会自然而然达到均衡，价格与数量都是最适当的水准，仿佛市场运作在冥冥之中受到神的指引一般，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看不见的神之手”（invisible hand of God）。

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原理：商业倚赖的是人自私的动机（“自私”最好翻译成“自爱”，因为《圣经》里讲“爱人如爱己”，爱人的前提是爱自己，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爱，不会爱自己，自然也不会爱别人，只有知道爱自己的标准，才能以爱自己的标准去爱别人，做到“爱人如己”），必须作出利他的行为才能实现利己的交易(《新约》中的“爱人如己”“想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这是律法原则）。但是有的人是骗人得资本，短期套利就跑了，这属于无神论，这是违反律法的（“十诫”道德律禁止作假证，有信仰的人不敢这样做），最终目的是损人利己，交易不可持续。只有有道德情操，有清教徒的伦理的人，交易才能不断地持续地进行。上帝的手会推动商家、自由市场的自发交易，自动地走向有序。正如抛硬币次数足够多，概率趋向50%对50%。英国在这个客观真理上带动了国家的发展。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都是行为的结果，不是设计的结果。因为知识的分散性和价值的主观性，使人的理性永远不能够进行真正完善的设计。计划经济必然会产能过剩。

“看不见的手”起作用的机制是市场价格根据供需波动。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只被称为“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通过价格变化实现供需平衡的过程：如果产品发生短缺，产品的价格便会高涨，价格高涨则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得到的利润就会升高，利润升高便会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产，最后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过多产品进入市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将产品的价格降低至接近产品的生产成本。即使产品的利润接近于零，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刺激也不会消失，因为产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产者的薪水在内。但如果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继续下跌，生产者将会脱离市场，就不会产生太过剩的产能。如果价格高于零利润，生产者将会进入市场。这就是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怎么防止盲目生产而达到供需之间平衡的过程。

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的（自爱的——量入为出，为自己购买的商品定合适价格和数量），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整个社会，使企业家具有利润的刺激励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可见，价格引导供需达到平衡。但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反对垄断的形成。

计划经济无法制定合理的价格，无法引导正确的生产数量和产品种类，无法防止产能过剩。例如现在的中美谈判经常涉及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四、哈耶克《自然秩序原理》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也支持“看不见的手”，其核心观点：

市场本身能够产生一种自发秩序，每个人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自发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市场控制是不必要的，（例如，一个人想买一个包，如果这个包的价格超出了她的心里期待值，她就会自动放弃买这个包。）因为个体知识的有限性，理性并非万能， 哈耶克认为倚赖理性就能进行经济的全面规划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哈耶克在他的《致命的自负》中讲到：理性不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经济秩序，而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能够达成一种自发秩序。）相反，自由的社会秩序是对公民产生极小强制并带来物质好处的秩序。任何一个有互动的世界经过时间和众人行为的演化积累，都会形成自发秩序。这种秩序无需外部控制，是个人在自由和理性的指导下自然形成的。所以法律要保障个人自由（只要不违法），个人自由的决定自己生产或消费，市场秩序就能达到最好的状态。

结论：如果在自发秩序下，每个人都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政府的计划，人为地扭曲这个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交易方式呢？政府干预就是降低效率的原因。这是一种自然法，自然法的原则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哈耶克强调自由、法治和个人决策的重要性，反对过度干预和理性主义的滥用。

五、资本主义制度成功的原因：好树结好果子

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成功的原因？人的因素：清教徒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认为这个职分是上帝赐予的，认真做好这份工作以后在天上就能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动力持久，否则不会取得伟大的成就。而无神论者的劳动却是迫不得已求生（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源于英国（代表是亚当斯密），也最早实践于英国。英国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虔诚、贸易和自由。(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20卷，第7章）。孟德斯鸠是法国人，但是他专门去英国了解英国人的宪政运作制度，回国后写了《论法的精神》。

马克斯·韦伯、亚当斯密、哈耶克、孟德斯鸠等都是新教徒知识人，回顾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知识积累、生活实践都很有帮助。

《马太福音》7章15至20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段话告诉我们判断真假先知的标准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里主张的分工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客观真理，结出了好果子——带来英美经济的发达。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先从英国开始，带来资本主义经济腾飞的原因。从结好果子可以判断亚当·斯密是真先知。而西方马克思带来的“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实践中带来中国三年大饥荒、朝鲜的贫穷，从结的坏果子能判断马克思是假先知。每一个企业家和工人职员的工作效果也取决于他们的信仰生命。

世界上有好多的理论，但是究竟哪一个理论是真的，要根据实践中的结果来判断。

制度优劣带来贫富鸿沟：韩国人均GDP是34757美元，朝鲜人均GDP是1360美元 ，韩国是市场经济，朝鲜是计划经济，从果子看树，一目了然。唯有民营企业能创出品牌产品。同一个民族，制度的差异决定了贫富。

中国2023年国资与民企财富比：国资360万亿，私人财富是430万亿，占46%和54%，财富的总额差的不太多，但国资与民企就业人口比是1:9的比例，就说明民企创造就业饭碗，直接服务人民，社会效益高，而国资财富创造就业的效率低下。国内富人、中产与穷人，人数占比是0.33%：7.05%：92.6%，可见绝大多数都是穷人，拥有财产的金额（万元）比例是6304：111：3。也就是拥有财产6000万元左右的富人占0.33%，拥有100万元左右中产阶级才占7%，14亿人口的国家，大多数（92.6%）都是平均财产才3万元的穷人。

原因何在？民企太少了，发达民企更少，国企低效导致失业率高，状况堪忧。如果民企多，创造的就业就会比较多。而现在很多人失业，回家啃老，没有持续工资积累，这都是近十年来国进民退的结果。

六、我国建国以来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变迁

有一位叫王德生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的困境和解药》：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包容性制度与掠夺性制度在经济繁荣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推动创新与广泛经济参与的领域。本文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指出中国经济的长期困境，实际上源于过度使用掠夺性经济制度的“复制性发展功能。这篇文章指出：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依靠国家主导的复制型经济实现了早期工业化，但这一模式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暴露。从2012年到2024年，中国重复了这一制度性错误，再次通过集体性复制型发展推动短期增长，却未能激发真正的创新动力。

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推动掠夺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变，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依赖个体经济主体的创新与市场活力，以实现长期经济繁荣。中国的“集体复制性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数十年中成功推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但这一模式更多的是依赖从1到N的扩展，而非通过技术突破和创新驱动的增长。政府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推动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快速扩展。然而，这种依赖于国有企业的经济模式逐渐显现出弊端，特别是在房地产和基建领域，过度投资导致了债务水平的急剧攀升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

1.文章把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三个不同制度形态的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掠夺性或榨取性制度的早期表现为中国在1949年建立的计划经济体系，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依靠集体化和资源的集中控制，推动了早期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时期的经济模式展示了掠夺性制度的优势：国家可以通过快速的资源配置和动员，进行大规模的复制性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领域。然而，这种模式也伴随着低效率、创新不足和过度依赖资源集中的问题。到1978年，计划经济的局限性明显暴露出来，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创新几乎停止。

第二阶段，1978—2012年：改革开放后的包容性增长从1978年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制度从掠夺性逐步向包容性转型。通过开放市场和引入民营企业，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空前的增长。大批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逐步建立，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这一时期的成功得益于包容性制度的逐步建立，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与政府对经济的放权，释放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很多企业家，都是在这时期享受了政策红利。）

第三阶段，2012—2024年：重复掠夺性错误。然而，从2012年起，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转向重新强化掠夺性制度，尤其是通过“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以及集体性投资驱动的基建和房地产扩张。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规模化的复制性发展，即通过国家主导的基建投资、房地产开发和债务驱动的地方财政，推动短期增长。这种从1到N的扩展模式再度显示了掠夺性制度的局限性：虽然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扩张，但却抑制了创新动力，资源被集中于少数主体，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被挤压，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潜力被削弱。

我国的三个不同的阶段，采取的制度形态不同，结果也就不同，现在我国的经济下行，原因就是掠夺性制度使经济发展处于劣势。

中国主要是通过集中控制资源，例如国家的税钱，国家的税钱都是全国的企业家贡献的，但是国家把它用作政府补贴，补贴给某个行业、某个国企，其实就是一种不公平的资源分配。它之所以能得到资源，并不是因为经营效果好，而是政府政策的倾斜，于是就推动了集体扶持性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除了发展房地产就是发展房地产，多年来国有银行的借贷也是向房地产倾斜，因此就产生与积累了很多债务问题，肯定是不能够持续的。这种掠夺性制度抑制了创新和变革，缺乏持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再例如市场准入：很多民营企业家很有才干，但是，很多好的部门不允许进入：能源领域被国企垄断，民营企业进入不了；金融领域，很多银行都是国有的；高科技领域，比如芯片，政府补贴某些国企或者某些特定的企业，但是民营企业却得不到同等的支持。所以国企这样垄断了资源，它的地位使得民营企业难以与它竞争，又限制了市场的活力和多样性。

2.文章中提出改革建议：推动新质生产力，从掠夺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型

“新质生产力”是指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市场竞争，推动经济质量提升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需要建立在广泛的市场参与和创新驱动的基础上，而这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实现。中国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须从掠夺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释放市场主体的创新潜力。

掠夺性到包容性转型：（1）必要的制度转型，减少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通过国企改革，减少其在非战略性行业中的主导地位，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2）保护财产权（有恒产者，有恒心），激发个体创新。（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保障。（4）激励中小企业和个体创业者的创新活力。（5）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通过金融改革，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减少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推动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多样化资本渠道的建立。

包容性制度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通过开放市场和鼓励个体创新，激发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推动经济从复制型发展向创新型增长转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将帮助中国摆脱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过度依赖，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实现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

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地落实很难，需要清教徒的精神来完成这些转型。例如：建筑大师贝聿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设计者）在纽约城内和郊外只各有一套房产（并不豪华），投资大师巴菲特只拥有一套住房，40多年没换过。他们的价值观就不在奢侈的享受上面，不以拥有什么样豪华的房产为自豪。再如：瑞士的公民购买自住房产的比率是60%左右，很大比例人口都是租房住。新教徒有一个《圣经》来的理念：我们在地上都是暂居的客旅，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信仰的人就有底气，不是非常焦虑地要买房子。

未来人口趋势是不断减少，我们的住房建设是否已经构成了“产能过剩”？为什么财政资源还要继续花在边际效益低下的房地产基建领域？房地产是造成债务经济的主要原因。

七、地方国企城投的负债危机与化债方法及跨省执法的隐患

1.城投的负债危机

在2024年中国金融论坛上，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介绍我国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截止到2024年6月30号，中国政府地方债务（合法的部分）42.23万亿，城投债和隐形债务57.16万亿（不含隐形担保），加起来已经是百万亿的规模，就是99.39万亿，如果加上中央国债的30万亿，接近130万亿，相较2023年的GDP126万亿的话，全国的负债率总共是103%，已经超过了100%，已经远高于国际警戒线60%了。差不多要赶上2009年希腊破产的时候负债率（113%）。当然了，负债率也有更高的，比如新加坡是170%，日本是200%，但他们是发达国家，其政府与财阀私人大公司合作，发展了负责任的大公司的能力，带动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所以还债能力比较强。而我们的私营企业没那么好，基本都是国营企业，国营企业本身就不赚钱，还债能力差，所以风险比这些国家大很多。地方城投公司的债务中欠国有银行债务的比例为60%左右。所以，2024年中国金融论坛上，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健军的发言建议：阻断地方债化债风险的传播，方法是不允许地方政府干预市级城投欠债化债问题。

地方债务以及城投债和隐形债务是冰山下最大的一块，所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开设新税种，不需要上报中央审批。

地方城投公司就是政府控股公司，或者地方国有企业控股公司，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的经营责任。裁判员兼运动员，所以国企不需要个人自负盈亏，也不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关闭。相当于没有经营责任人，也没有财务硬约束。一边源源不断榨取国家的政府补贴,得到国有银行的借贷支持。另一边经营者个人却不需要为经营结果负责任和代价。经营不善时不会倒闭，而是反而获得更多的国有银行借贷或者政府补贴。这就成为了榨取国家财政资源并产生资源浪费和滋生负债的途径。在朱镕基的时代就搞过国有企业改革，确实关停转闭了一批国有企业，虽然有人说他是“酷吏”，但是如果朱镕基那个时候不做这件事，欠的三角债太多，无法救活经济，所以朱镕基改革属于断臂自救之壮举。

问题就是地方城投会迎来破产潮吗？政府应采取什么政策？是政府的10万亿投入中再拿一部分帮助城投化债？（化债不是不用还了，而是债务期拉长，但是对于国企来说还是一个巨大的包袱，是否能解决问题，不可知。）还是像1980年代经济改革初期的政策那样，国企关门一批、政府熄火不干预、鼓励民企（乡镇企业）帮助民企大发展？需要回归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文明。美国共和党的这次选举纲领里面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共和党竞选宣言：“第五章共和党人将取消中国MFN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就会失去在WTO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TNT），出口的产品可能被加高关税，就相当于给中国立了一个高墙，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中国需要回归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文明，缓解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正常化，永久PNTR 不改变，再一次实现包容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融入欧美市场是必须的，贸易正常化给中国企业更大发展空间。减少非市场经济的国企经济，才能保障享有PNTR——永久最惠国待遇（MFN），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恢复。只有施行国退民进政策，恢复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修复中美友好贸易关系。

2.跨省执法的隐患

目前国内的经济萧条、法治观念的缺失带来各种社会问题。例如：跨省执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广州近万企业遭“远洋捕捞”执法。说明没有法制观念。2024年10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国新办的会议上表示：将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单位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更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方式。特别是要规范异地行政执法行为，建立健全异地行政执法协助制度，防范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坚决纠正、严肃追责。纠正“远洋捕捞”执法错误。

地方政府为敛财跨省执法，为什么不开源节流、精简机构呢？劫富济贫动机之恶，导致司法不公，侵犯他人合法财产权益。

具体执法的例子：

北京优友互动公司（一家游戏公司）CEO邢燕军被内蒙公安刑拘，2023年11月8邢燕军以及14名高管被呼伦贝尔市新左旗公安带走调查，案由是涉嫌开设赌场罪，公司和高管的账户财产都被冻结。37天后，2023年12月15日，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说明没找到证据），但马上被带到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三个多月以后，2024年4月3日上午，警方说人死了，是自缢而亡，使用的是一个弹力裤腰带。但是没有监控可以证明。疑问：既然开设赌场罪名没有成立，尚未调查出定罪的实在证据，应当无罪推定。若善待嫌疑人，怎么会发生自缢事件？这不太合乎道理。另外，法律规定跨省进行刑事拘捕需要通过本地公安才能协助进行执法。没有约束的异地执法，跨省捕捞，滥用司法权力，严重损害企业和公民生命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杭州的公安局，为了防止跨省捕捞执法，发布了通知：异地执法，应当通知

当地公安并在其协助下进行，外地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进入企业办案，如外地公安非法闯入杭州企业的，可以报警请当地公安介入。

八、公义的审判与善法恶法之辨

对于公检法的无神论者来说：抓捕外省富人老板，是上司给的命令，不管法律上的对错，完成任务就好。对于公检法的基督信仰者来说：职场是神的呼召，公检法人员都要按照神的公义法律的原则进行公正执法，绝不能枉法裁判，屈枉正直，因为未来末日审判，上帝要审判不公义的行为，所以不能滥用公权力。这就是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的区别。

《申命记》1章16至17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这是《圣经》的审判标准。

如果公检法对上级老板负责，那么领导犯错误会犯罪坐牢，而下属作为错误命令的执行者，也会和领导一起坐牢，失去荣耀。如果基督徒对上帝负责任，先顺服上帝，劝勉领导不要做违法的事情，这可能会妨碍今生升官，但地上不是永久的家，你是上帝之城的一员，最终在永恒中从上帝得奖赏，所以一定要做符合神公义的事情。这样价值观的基督徒越多，公检法越能公正执法。公民社会的民情、每个人的道德水平，是社会秩序的保障。这也是信仰教育的结果。没有信仰的保障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坝就会垮塌，江河日下，非常可怕。要“兴道德中国”必须有信仰才行。基督徒的价值观是顺服真理，《腓立比书》3章13至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人民当尊重权柄，官员当保护人民刑罚恶人。《罗马书》13章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权柄”英文是powers或authorities，意思是“有权的职位”，不仅仅是指当官的人。最大的权柄是神，在官职权柄之上的是法律。以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公平正义。官员如何行使权柄？《罗马书》13章3至4节：“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赏善罚恶的官员才是正义的，如果官员滥用权柄，就要对上帝负责任。

因此，在“权柄”职位上的具体“官员”，是神的仆人，应是对人民有益的，仅仅刑罚作恶的人。对人民有益的权柄和官员，应当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自然法权利不受侵犯，（如果这样就不会出现“远洋捕捞”、异地执法事件。）这几项权利分别来自于上帝启示人类的基本道德律–“十诫”：不许杀人，不许偷盗”和“爱人如己”，因为人们“追求幸福自由”的本质是自爱，在会自爱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践行“爱人如己”。按照亚当·斯密和洛克的原理来说，最公平的交易就是市场经济，就是看不见的手来掌管的。所以，官员正确的做法是保护人民自发地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而形成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取消每个人民个体的自由交易权利，不是以“国家计划的计划经济，和国家自己使用公共资源成立的国有企业”来替代私人企业和个人的市场交易获利行为。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要路过亚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的地盘，以色列人按上帝的旨意与律法，承诺要无害通过，要买粮食买水。（《民书记》21：23节：“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而违背上帝旨意的两位外邦王因拒绝以色列民无害通过，攻击以色列人，结果打了败仗，交出了全部土地给以色列。原本约旦河以东之地不是应许之地，但是因为那地的王阻碍神的子民通过，所以上帝允许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打仗，并把他们打败，约旦河以东的地就属于以色列民了。

由此可见：外邦国家土地上的财产权也是私人所有的，保护私有财产权，无害通过权等，都是从《圣经》的基本原则里演化出来的，可以叫做自然法的原则。国家之间要友好，有“无害通过”的观念，进行正常贸易，双方都得利，这在博弈论里面叫做双赢。如果互相伤害，上帝就要惩罚有作恶动机的那一方。

遵行上帝的律法得福，使他们的日子在所赐予的地上长久，而违背神的律法不能蒙福得长寿。“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言》14：34）一个国家要重视公义，如果不公义，这个国家就会遭遇到神的惩罚，神是在天上掌权的，“一切的遭遇都是一种圣经现象”（刘军宁），都是神掌权的结果，我们也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的，我们要想想我们的前途。“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箴言》28：2）

遵行神的律法就是“义”，遵行人意立的可能就是恶法。《申命记》6章25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阿奎那把法律分成：神制定的宇宙中的“永恒法”，《圣经》启示的“神法”和“自然法”（人凭理性找到的永恒法规则），以及出于人意的“人定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即是亚当·斯密发现的自然法的法则（看不见的手）属于神的永恒法的组成部分。

“法治”的关键是谁的“法”在“治理”？是神的“法”还是人的“法”？

神的法，符合十诫的教导，十诫里有尊重的义务：包括尊重上帝，尊重祂的圣名、圣日；尊重父母；尊重他人的生命、财产、婚姻、一切所有物。十诫是以禁止形式的诫命写成的，却是为了爱和尊重所承担的不伤害别人的责任。“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赵晓）。如果用神的法来立法的话，就是公平公义，如果脱离了神所立的法，则可能导致不公平不公义。

所以法治建立在“永恒法”“神法”“自然法”基础上的法律原则就是善法。普通法比较合乎客观规律，因为它是在永恒法、神法和自然法范围之内建立规则。建立在人的理性凭空构建的思考上面的法律就会伤害相关人。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这种理性构建的制度，确实害死过很多人，并非善治。英美等国家是以神的法治理国家，所以有公平正义的法治。从神来的法是公义的，但是从人来的，我们要警惕人，因为人也可能说对，也可能说错。

九、基督里的文明与未来的政策

真正的文明就是不吃人、尊重人与爱上帝，包括了尊重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淫乱、不可作假见证等，这是十诫的命令。在法律制度上就是洛克《政府论》中提出的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其中“自由权”中，包括了施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利。真正的文明不是无制约的权力，而是权力分散互相制衡，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无人超越法律之上。但这一切都需要从爱上帝而来，爱上帝的人，必然有上帝的保守，使他成为圣洁，才能尊重人。

在法律上，政府不干预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是至关重要的一项自由权力。我国《宪法》第36条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有信仰和没信仰的公民，受宪法同等的保护，不因信仰宗教而受歧视。这项公民自由权利落到实处，是政府执法人员的义务，也是每个公民的法定权利。充分保障这项权利才是法律的要求。

基督徒要作世上的光和盐。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13—16）

法治是世上的光，因为神的法是公义的源头，是从耶稣来的，作为基督徒要把公义、真理宣扬出去，就如把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告诉家人如何按照《圣经》真理做正确的选择，知道这样做是出于神，那样做不出于神。

邓公实行了包容性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初说要有一批人先富起来，有一批民营企业家就做了“敢于吃螃蟹的人”，探索出了企业经营创造财富的道路；现在，我们基督徒要先文明起来，不断提高自己和国人的道德水平，经济水平和法治水准，推动有信仰的、文明的、以法治国的价值观与配套政策的施行。

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是与WTO的制度符合的，过渡经济必须转型为市场经济。国退民进是更优选择，转型能赢回欧美对中国商品的出口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百利无害，是最好的选择。

当我们的政策与法治符合客观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百姓定会蒙神大大的祝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