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秀玲的信仰文化背景与爱的思考

作者：赵晓

一、传奇人物与爱的源头

钱秀玲，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她在二战期间，于比利时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近百名青年，被誉为“比利时的国家英雄”“中国的辛德勒”。

然而，她的爱从何而来？公开资料并未明确记载她的宗教信仰，主流叙述聚焦于她的教育背景、战时营救行为与人格精神。但正如林昭在教会学校熏陶下，于黑暗年代仍能发光一样。钱秀玲的受教路径与婚姻环境高度嵌入基督教文化，对其人格与行动之“爱的勇气”亦具决定性意义。

二、基督教教育与人格塑造

钱秀玲的成长路径可谓浸透于基督教教育体系：

苏州女子中学：民末清初，由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公理会系统的差会）在苏州设立的教会学校，与李政道的苏州东吴附中，赵元任的东吴大学均属同一脉系；其目标是培养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强调基督教价值观、英文教育和科学启蒙，让学生在求知中接触“爱与真理”的观念。

上海大同大学：也是基督教会创办（1912年，公理会背景）的大学，初名“沪东大同大学”，后简称“大同大学”。校训“信义勤爱”带有明显的基督教印记，融入基督教博爱精神与现代科学教育，注重理工科，但同时校园内有基督教崇拜、礼拜堂、宗教课程。

鲁汶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 KU Leuven）：是比利时历史悠久（1425年创办）的天主教大学，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天主教学府之一，中世纪起就由教皇授权，是神学、哲学、法学名校。作为著名天主教学府，校园传统延续了“信仰与学术并行”的精神。钱秀玲在那里读化学博士，但学术和校园氛围依然深厚地带有天主教传统（弥撒、节庆、学术典礼均由神父主持）。

钱秀玲的丈夫葛利夏（Grégoire de Perlinghi），出身比利时天主教社会，作为鲁汶大学的医学博士，几乎可以肯定是天主教背景（鲁汶大学当时学医几乎全是天主教社群子弟），且秉承了天主教“慈善济世”的传统。

上述人生轨迹注定钱秀玲的行事方式承载了基督文化的价值：怜悯、勇气，以及“爱邻如己”的责任感。

因此，她怀孕五个月时仍挺身救人，这并非单纯的偶然壮举，而是长期受信仰文化滋养后的自然流露。

三、爱是地上最稀缺的资源

钱秀玲的爱令人赞叹，是因为这样的爱实在太少了！事实上，从经济学视角看，爱比财富、知识和权力都更加稀缺。

人性角度：人的理性，本能追求自利与安全，爱却要求“舍己”。

罪性角度：即便想去爱，也常被自私与罪性束缚，想爱爱不出来，想行善却没有行善的力量。

教育角度：世俗教育强调竞争与个人的出人头地，唯独信仰教育强调“彼此相爱”。

现实角度：放眼现实世界，无信仰的爱往往被血缘、民族、利益所限；仇恨与斗争的叙事更会持续撕裂社会。

中国人过去喜欢说一句“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恨，其实无处不在；爱，却是如此稀缺。爱的源头在哪里，爱的供应如何产生呢？

四、为何基督徒群体多出爱的使者？

其实，爱的源头是上帝，真正能不断供给爱的源泉，只有那位“神就是爱”的上帝，并借着基督的救赎使人得以活出爱。

根基：基督徒相信“爱”就是神的本质，也是上帝对信徒的命令。

榜样力量：耶稣为罪人舍命，成为爱的最高典范。

群体生活：教会中以“弟兄姐妹”相称，操练彼此相爱。

永恒盼望：基督徒不惧怕今世失去，因为他们盼望永恒国度，因此敢于舍己。

正因如此，我们会看到，在动荡与黑暗的年代，基督徒群体常涌现出最多的爱的见证人。钱秀玲虽未必在形式上成为“虔诚信徒”，但她的教育与婚姻背景，让她自然流露出基督文化孕育的爱与勇气。

五、民国与1949年后的对比：思想与爱的自由

经济学不容易做实验，但上帝有时在历史中为我们摆下了最好的“对照组”，使人能清楚地看到不同制度与信仰环境的结果。

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就是：“民国出大师，1949年后无大师。”但很少有人深究：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答案就是：民国之所以“大师辈出”，并非因为当时国力强盛，而是因为社会仍然保有思想与信仰的自由土壤。基督教会所推动的“人格与学术并重”的教育供应，以及兼容并包的学术与言论空间，构成了大师成长的必备环境。

1. 自然科学诺奖的见证

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全都与民国教育密切相关，且普遍受益于基督教办学的传统：

李政道（Tsung-Dao Lee, 1926–）与杨振宁（Chen-Ning Yang, 1922–）：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先后就读于民国自由教育体系下的中学（李政道出身苏州东吴附中——典型教会学校；杨振宁曾就读西南联大附中），本科均在清华大学完成——而清华在民国时期受庚子赔款与教会大学模式影响极深，兼重科学与人格养成。

丁肇中（Samuel C. C. Ting, 1936–）：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长于战时重庆，父母出自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属于民国教育体系。他的中学与大学初期学习也延续了这一遗产。

棣文（Steven Chu, 1948–）：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虽在美国出生长大，但父母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直接承接了民国教育传统。

屠呦呦（Tu Youyou, 1930–）：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曾就学于宁波效实中学——由美以美会创办的教会学校。这所学校既强调科学实验（体现基督教办学重视理性与实证），又强调“结果子、造福人群”的责任精神。

可以说，无论是李政道、杨振宁，还是丁肇中、朱棣文、屠呦呦，他们的教育道路无一不深受民国自由教育与教会办学的影响。

由此可见，民国自由教育与教会办学传统，对大师与科学家的出现具有系统性贡献。

更重要的是，当时支撑这些教育环境的大学自身，也普遍承载着深厚的信仰背景：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是著名基督徒，他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体现了基督徒的谦卑与真理追求。

清华大学：由庚子赔款兴办，美国教会和教育基金会深度参与，其制度设计深受基督教大学模式影响。

北大：与燕京大学保持密切合作，许多学科与师资承袭了燕京作为教会大学的学术传统和精神血统。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把“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定为校训，强调公共精神与道德担当。

这些大学不仅是学术机构，更是人格教育与信仰价值渗透的土壤，为大师与科学家的诞生提供了极为特殊的环境。

2. 教会学校的双重贡献

类似的钱秀玲与屠呦呦的经历都说明：基督教教育不仅推动了科学理性的兴起，也塑造了“以爱与责任为使命”的人格。

自然科学之外的近代中国许多“大师”也几乎都出自教会学校或与之有关：

·赵元任（汇文书院）

·钱学森（教会中学背景）

·吴宓、林语堂、胡适（燕京、东吴、圣约翰、大同等大学）

这些人物证明了：当信仰自由存在，科学与文化才能齐头并进；而人格与使命感，往往正是在教会教育中得以培养。

3. 爱的使者与社会环境

爱，同样如此。

·当信仰自由、教会扩展时，爱的使者才会大量涌现。

·当信仰被压制、社会只讲斗争时，爱便成为最稀缺的资源，社会生态必然日益恶化。

换句话说，民国的思想自由催生了大师；而基督信仰所带来的真爱自由，才能催生爱的使者。

六、结语：中国的未来与文明转化

钱秀玲及更广泛的教育—制度梳理，带给我们三重启示：

1.路径启示：基督教教育不仅能够培养大师，也能够使中国女性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并在考验中活出勇敢、有序、可持续的爱。

2.机制启示：爱之所以不再稀缺，必须回到源头供给——“神就是爱”，在基督里获得重生与群体操练，才能从个体到生态地稳定产出“爱的见证”。

3.文明启示：若要转向“爱与公义”的现代文明，中国不能只停留在制度与知识层面，更需要基督生命的内在转化。然而，受洗只是外在，基督化的生命转化才是根基。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福音更新，爱的供应才会变得充盈，文明的更新才会扎实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