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畅聊终极话题——兼论信念、制度与中国市场转型
作者：赵晓
加宁兄曾是吴敬琏老师的助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著名经济学家与改革派人士，也是我尊敬的一位兄长。近日，他不耻下问于我：
请教个问题，从宗教角度，如何看待过去？现世？来世？
如何看待地狱？人世间？天堂？
这几问并非寻常之问，而是关乎人生与文明根基的“终极问题（Ultimate Questions） ”。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因为有理性，更因为有灵魂。人有灵魂，就意味着只要是人——无论你是经济学家或非经济学家，总会追问三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从哪里来？（过去）
我为何而活？（现世）
我要到哪里去？（来世）
而一个民族和社会如何回答这三问，不仅塑造它的信仰与文化，也深刻决定它的制度与市场形态。因此，加宁兄的问题决非空谈，而是关乎文明兴衰乃至中国市场转型的现实命题。
也因此，我谨以此文，对加宁兄的问题予以尊敬、认真、系统地回应，欢迎加宁兄及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非基督教对终极问题的回答：西方哲学的思考与东方宗教的探求
（一）西方哲学的思考
西方哲学家一直试图用理性探索过去、现世与来世的意义，但因缺乏来自超越者的启示，答案往往停留在假设层面，无法给出确定的终极盼望。大致可分为几类：
1、 目的论（Teleology）
柏拉图：人生的意义是回归理念世界，追求“最高善 ”。 但何为“最高善”，他没有答案。
亚里士多德：人生的最高目的（telos）是实现“幸福 ” （eudaimonia），通过美德（Virtue）生活达成，但不确定永恒的终点和来源。
2、理性主义与道德哲学（Rationalism & Moral Philosophy）
斯多葛学派：顺应自然与理性，内心平静就是最高善，但避谈来世与永恒。
康德：道德律与“目的王国”是人生价值所在，但永生、上帝只是“理性假设”，并非启示确证。
3、怀疑论与经验主义（Skepticism & Emp iricism）
休谟：质疑因果与形而上学，认为来世不可知；人生意义只能在有限经验中探求。
4、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Existentialism & Nihilism）
尼采：上帝已死，人生意义由人自己创造，但这导致价值基础不稳定。
萨特：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人必须自我赋义，但缺乏永恒保障，故滑向虚无。
小结：
本体论与人生问题是哲学根本问题，西方哲学家们的思考虽有深刻洞察，但在“过去的起点”“永恒的归宿”“绝对的价值”这三方面，均缺乏确定性与救赎性答案。也因此，人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看似高人的哲学家们过得并不比常人更幸福，有的甚至疯了或自杀了。
而综观历史，不少社会在缺乏终极信念根基时，虽能在短期内维持秩序与繁荣，但在危机来临时（如战争、经济崩溃、价值观崩塌），往往迅速陷入道德虚无与制度解体——20 世纪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与苏联解体后的社会混乱，都是警示。
这类崩塌的本质是信念真空！
（二）东方宗教与人文思想的探求
1、佛教
过去：无始的轮回（Samsara），由无明与业力推动。
现世：人生是苦（Dukkha，生、老、病、死）；修行是为了脱离苦海（Nirvana）。
来世：依因果（Karma）进入六道轮回，天堂是暂时的善果，地狱是暂时的恶报；无永恒救赎与创造者。
2、儒家
过去：无本体论认知，重人类伦理传统，不追究宇宙起源。
现世：强调仁、义、礼、智、信，构建社会秩序的伦理构建。
来世：避谈死后世界，“未知生，焉知死 ”，人生意义集中于现实人伦。
3、道家
过去：道是无始无终的自然本源，不作人格化理解。
现世：顺应道、返朴归真、无为而治。
来世：避谈具体的永生盼望，只强调一句：顺其自然。
总结：
无论是西方哲学的理性探求，还是东方宗教的灵性探索，都有所启发，因为他们或多或少触及了真理的片段——如道德律、人生苦、顺应自然等——但在人类最深的渴望、终极的关怀上，他们其实既未明大道，更没有答案。
人类最深的渴望与终极的关怀，其实是三大问题：
1、永恒的大爱（Everlasting Love，不被死亡切断的关系）
2、绝对的公义（Absolute Justice，彻底伸张的绝对正义）
3、最终的拯救（Final Salvation，从罪恶与死亡中释放）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东方宗教，各家各派体系统统都未能给出可靠、确定、可盼望的答案。
二、基督教的回答：来自上帝的启示（Revelation of God）
如果说哲学家就像在黑暗中竭力摸索真理的形状，东方宗教则像在迷雾中全力凭感觉辨认方向，那么圣经的启示则像日出——光照之下，世界的起点、 目的和归宿，顿时变得一目了然。
圣经，并不是人类的推测，学者的思想，而是上帝亲自启示（Divine Revelation）的救赎历史（Redemptive History）。唯有上帝透过圣经的启示，对人生终极问题，给出了完整、统一且有根有据的生命叙事：
1.过去——有起点的历史
创造：人类按上帝形象被造（《创世纪》1:27），有理性、有道德性、有灵魂，天生具备永恒意识——就像一封信上必有署名，人类的生命起点同样有“作者 ”。
堕落：人类犯罪（《创世纪》3），与上帝隔绝，罪恶、痛苦、死亡和地狱的可能性进入世界。这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人与上帝关系的破裂进而道德的崩溃。
如果人生是一本书，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书的第一页是“上帝创造 ”，而不是“偶然出现 ”；并且书页被撕破，是因为人的反叛，而不是命运的偶然安排。
2.现世 —— 有意义的旅程
人世间有美好（因为仍有上帝形象的余晖且有上帝的普遍恩典存在），也有邪恶与苦难（因罪的腐蚀产生恶，因恶产生苦难）。
上帝不是旁观者，而是进入历史并主宰历史——特别是，藉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代赎、复活，开启一条通向永生的救恩之路。
也因此，现世不是虚无的中间地带，而是上帝给人的“决策期 ”，让人回应祂的呼召。
基督信仰中的人生，不是漂泊的船，而是一次有 目的地的航行——耶稣是掌舵的船长，海上的风浪虽在，但方向与归宿确定无疑。
3.来世——有盼望的归宿（“已然-未然 ”的天国）
圣经中的“来世 ”，并不仅仅是时间线上未来的某一天，而是随着基督第一次降临，已经在历史中开始——也就是说，“来世”已经随基督的降临而降临了，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来世”；同时，只有随着基督的再来，“来世”才会完全成就。
这里面，又涉及到天堂、地狱、人间、天国等重要概念。
（1）天堂——与上帝永远同在
完全成就（未然）：在新天新地中，信徒将与上帝面对面，永远无罪、无痛、无死（《启示录》21:3–4）。这是家园的归 回，是创造目的的圆满。
初步进入（已然）：信徒在信耶稣之时，就已迁入天国的国度（《歌罗西书》 1:13），得着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1:13-14），在地上先行享受天国的仁爱、喜乐、和平与公义（《罗马书》14:17）。肉身死后，信徒立即与基督同在（《腓立比书》1:23；《路加福音》23:43），虽未得荣耀的身体，但灵魂已在荣耀中得享安息。
（2）地狱——永远与上帝隔绝
地狱是真实、永恒的存在，是上帝公义的彰显（《马太福音》5:46）。
它不是上帝的任性刑罚，而是拒绝上帝救恩、坚持与祂隔绝的必然结果——人所选择的终极状态。
（3）人间——中途站与战场
今生是一次单程旅程，是永恒的前奏（《希伯来书》9:27）。
但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并非单纯等待离世，而是天国的使者生活在敌占区——活在“ 已然-未然 ”的张力中。
（4）天国的“已然-未然”
已然（Already）：耶稣第一次降临时，天国已经“近了”（《马可福音》1:15），祂的死与复活开启了新创造的黎明。信徒今天就已经“在基督里作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17），是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3:20），活在圣灵赐的新生命里。
未然（Not Yet）：天国尚未完全显明，信徒仍在罪恶与死亡的世界中挣扎，等候基督再来时新天新地的完全降临（《启示录》21:1-4）。
关键真理： 来世——和我们许多人所想像的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时间上的“未来 ”，而是一个已经在基督里开始、将来必完全实现的现实。信徒的生命，是从“末后的盼望 ”逆流而来的现在。
打个比方来说：基督徒，就好像生活在黎明前的世界——太阳已经升起（已然），光明已照进黑暗，但正午的完全光辉（未然）还在前面。也因此，基督徒在今生的生命、 生活和生意都将充满张力。然而，基督徒不是等车的旅客，而是已踏上天国列车的乘客，列车已启程并正驶向荣耀的终点。
4. 核心差异
与哲学和东方宗教相比，基督信仰的生命叙事全然不同：
过去：有明确的起点（上帝创造），而不是无始的循环或偶然的物理事件。
现世：有崇高的意义（荣耀上帝、享受祂直到永远），而不是虚无或仅为个人成就。
来世：有确定的盼望（复活与永生），而不是不确定的轮回或不可知的命运。
根基：基于历史事实（基督的生、死、复活）与上帝的启示，而非人的推测。
东方宗教往往强调循环论，现代历史唯物主义强调螺旋或阶段论，但基督信仰的历史观不是循环往复（Cyclical History），而是有起点（Creation）、有堕落（Fall）、 有救赎（Redemption）、有终极完成（Consummation）的线性叙事。这种历史观孕育了责任感与使命感，也推动了近代社会对历史进程与制度改良的信心。
三、三观定未来：不同回答带来的不同文明
1.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 制度文明 → 市场文明
世界观（生命意义的来源）→ 决定人生观与价值观。
如果人是偶然的化学产物，那么人的价值只是功用性与工具性。
如果人是按上帝形象被造，那么人的价值是内在且不可剥夺的。
人生观不同 → 决定“活着为了什么”。
如果人生终点是虚无或轮回，现世多半会被看作暂时和次要、可牺牲的。
如果人生终点是永恒与上帝同在，现世就被看作有责任、有使命的阶段。
价值观不同→ 决定社会共同体中什么最重要。
功利主义社会： 追求最大化利益，负面性是容易牺牲弱者、忽略公义。
圣约观社会： 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与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形象。
价值观不同→ 导向不同的制度文明。
没有终极信念的制度，易依附权力与利益波动，缺乏稳定的道德底线。
建基于信念文明的制度，会在法律、政治、经济上设限防止权力滥用。
制度文明不同 → 决定市场文明的质量。
市场不仅意味着价格与交易，还需要信任、契约精神和长远视野。
没有价值根基的市场，极易陷入短期投机、契约失信、制度空转。
2. 信念文明是制度与市场文明的“地基 ”
从历史看，近代西方宪政与市场文明的兴起，并非单靠制度设计，而是植根于基督教信仰，也就是托克维尔所强调的“民情”：
“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 →所以，人的尊严和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神圣不可侵犯。
“每个个体生命均独一无二且有永恒价值 ” →所以，制度要服侍人的长远福祉，而非只追求短期政绩或利益。
《圣经》对契约、公义与诚信的强调→ 形成契约法治、宪政民主与市场信任的肥沃的文化土壤。
没有信念文明，制度文明会形同空壳，即便短期有效，长期也会被权力、利益、短视文化侵蚀。
经济学证明：没有共同信念的社会，信任成本（Trust Cost）会飙升，契约执行依赖外部强制，市场效率长期受损；而信念文明能形成自发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市场成熟。
这些，正是我 2002 年写《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最初发现。
3. 与中国市场转型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进程，本质上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信任体系与契约精神的重建过程。
市场要良性运转，有赖于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价值共识、道德底线与市场伦理。
如果市场主体的终极价值观只停留在利益最大化、关系资源化，那么制度设计再精巧，也会出现信任危机与契约失效。
终极关怀与信念文明，决定市场文明的上限与最终的成熟度——不解决大的问题特别是终极问题（人为何而活，什么是公义），就不能解决小的问题以及现实问题（契约执行、产权保护、反腐机制）。
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契约执行依赖人情关系、交易中普遍的防备心理和短期行为、企业与政府间的权力寻租等问题。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市场主体缺乏一种超越利益的内在约束力与彼此尊重的价值根基。
4. 终极关怀与市场文明的最终转型
基督信仰之所以与市场转型息息相关，是因为它提供了：
人的尊严的超越基础→ 杜绝“弱肉强食 ”的经济逻辑。
契约与诚信的内在动力→ 超越短期利益，形成长远合作。 权力制衡的神学理由→ 反对任何绝对化的人类权力（因为上帝才是终极主权者）。
公共道德的普遍约束→ 不是靠强制监管，而是内在自觉。
此外，制度文明的稳固不仅依赖信念本身，还依赖这种信念能跨世代传承（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西方近代市场文明之所以能长期稳定，关键在于其信仰价值观通过家庭、教育、教会持续塑造社会成员的心灵，使制度有了可持续的道德基础。
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当一个社会普遍接受以神为终极的信念体系时，市场文明才能稳定、繁荣、创新并兼顾公义。
也因此，今天的中国市场转型若要真正成熟，不仅需要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的完善，更需要重新建构一个足以承载宪政与市场文明的信念基础。这是经济学家的时代使命，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的人无法回避的终极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