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即正义？还是合法未必正义？

——张千帆教授《“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一个伪问题》一文读后

作者：赵晓

飞欧之前，千帆教授发来的数篇佳作，成为我旅途中的思想盛宴。感佩之余，先就其中一篇《“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一个伪问题》，提出若干回应与商榷。

张教授这篇文章逻辑缜密，观点鲜明，重要观点包括：

·援引凯尔森、哈特等实证主义传统，主张“法律的定义”应与道德评价相区分；

·明确反对“恶法非法”说，认为它是个“伪问题”；

·强调“程序合法性”构成法的本质，而“正义性”属于政治或伦理评价范畴；

·担忧将“正义”引入“法定义”将导致“法的相对主义”，损害法治基础；

·认为与其争论恶法是否非法，不如致力于制度建构以防止恶法产生。

作为中国法学界中坚、长期投身制度改革的学者，张教授的制度理性与现实关怀令人敬重。然而，作为一名从经济学与市场伦理出发，观察法律文明及中国制度转型的学人，自有另外看见，愿在此基础上补充几点思考。

一、“恶法非法”：不是伪问题，而是文明的终极问题

张教授强调“法律的存在”应与“法律的善恶”相区分，主张“实然”与“应然”切割。这一立场虽有其学术渊源，但在理论、逻辑与实践三个层面都面临严重挑战：

1.理论硬伤：割裂了正义与法的统一性

为否认自然法所强调的“法律必须服从更高正义”的规范层次，在理论上走向误区，混淆了“法的存在”与“法的正义性”：将“合法 = 法”与“正义 = 法”人为对立，实则误读自然法传统。自然法并不否定实证法的必要性，而是主张后者必须符合更高的正义标准（lex superior）。

2. 逻辑硬伤：程序即正义 = 合法暴政的温床

因为理论走入误区，由此陷入逻辑误区，出现“法律实证主义悖论”：若一切经程序制定的规则都自动成为“法”，那么纳粹的《纽伦堡法》，南非的“种族隔离法”，甚至今日伊朗要“抹除以色列”的法令，只要程序完备，即成“合法之法”“程序正义之法”。然而，这些“恶法”其实与“正义”毫无关系，故被唾弃。

3. 实践硬伤：合法掩盖邪恶，人类历史灾难的根源

正因缺乏自然法提供的正义与道德的法理制衡，20世纪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种族灭绝、极权专政才可在“形式合法”的掩护下大行其道。历史已充分说明：“程序”可以被滥用，“形式”可以遮掩邪恶。

“程序”只是法律的轨道，“正义”才是法律的方向。若两者剥离，法律将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工具，乃至沦为合法暴政的工具。历史告诉我们，形式的完备从未能够拯救正义的缺席！

二、自然法：不是主观道德，而是正义的公共根基

张教授将“自然法”视为“主观道德观”的外化，由此否定其作为“法律标准”的资格。这种看法不但简化了自然法，更忽视了它在现代法治中的奠基作用。

事实上自然法强调的恰恰是：法律不可仅凭强权与程序，还必须符合天道、良知、理性等人类共同正义感的约束。

自然法并非西方文明的特权，而是人类理性与良知的共同语法。它构成了全球法治文明的共识底座：

《美国独立宣言》称：“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人人生而自由”；

《纽伦堡宪章》首次确立：违反人性之法，即使“国内法合法”，亦属反人类罪。

如果没有自然法为坐标轴，人类将无从对抗“形式合法”的暴政；也无从解释何以“法律”需要批判、抵制，甚至超越；全世界，将向东大一样锁定在秦制的路上；人类，也就根本无法进入张教授文章后面特别强调的以宪政民主来消除“恶法”的可能通道。

三、“制度自足论”：制度不是偶像，理性必须仰望更高法则

张教授逻辑中隐含着一种“制度自足论”：只要制度设计足够合理，恶法便可避免；反过来，只要程序正当，其结果皆可被承认为“法律”。这在逻辑上是优美的，但在理论上其实是理性主义乌托邦（“理性的致命自负”）的一种，一旦用于现实中注定是危险的。

原因在于：制度并非总是善的设计者。制度也可能是恶的产物，或为恶所用。制度若不仰望正义，就可能沦为保护暴政的“最恶工具”；程序若不接受道义审视，就可能执行恐怖的国家性邪恶。

正是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引导下，纳粹德国的法律体系程序完备，却通向了大屠杀；苏联的人民法庭形式正义，却镇压了数百万良民；中国的计划生育也是法律完备，结果又如何呢？若不承认“制度之上还有标准”，那法律也罢，制度也好，随时可能沦为合法暴政的温床。

正如经济学所警示：机制设计固然重要，但机制本身并不提供目标。市场不是目的，制度也不是终点。制度需要方向，而方向只能来自更高的价值判断与信仰根基。

四、“程序正义” ≠ “法律正义”

张教授主张：凡符合正当程序即为“法”，至于“正义”留给政治或伦理评价。这一主张看似中立、技术化，实则暗含“程序主义”的危险：

秦始皇依法统一文字、车轨、度量衡，同时也“依法焚书坑儒”；

苏格拉底、耶稣均依法定程序被判死刑；

今日民主国家也可“依法”通过堕胎、安乐死、同性婚姻等“立法正义”之可疑之案。

这些现实表明：程序可以用来遮蔽恶，制度可以成为“形式正义”的外衣。

其实，程序只是手术刀，正义才是医生之心。因此我们必须质问：若程序本身被垄断、操控、空心化——我们如何拒绝“形式合法、实质邪恶”的恶法？

五、“恶法亦法”：才是导致相对主义的根源

张教授担忧“恶法非法”将带来“法律相对主义”，破坏法治稳定。但事实上，恰恰是“恶法亦法”的立场才真正动摇了法律的正当性。

道理很简单，一旦一切“程序产物”都必须承认为“法”，那么人类良知将再无余地发出否定的声音——人们不再有“说不”的自由，甚至不再有反思法律的可能。

纽伦堡法官面对纳粹辩护时没有说：“你合法”，而是追问：“你合乎天道良知和人性吗？”纽伦堡审判这样做，并不是否认法律，而恰恰是拯救法律的尊严。

正是这种超越制度的正义之问，才构成了文明最后的防线。正如奥古斯丁那句名言：

“若没有正义，国家不过是大型的盗贼团体。”

六、法律不仅要能执行，更要值得敬畏

张教授最后写道：“与其争论‘恶法非法’，不如努力避免恶法的出现。”我深以为然，但同时必须要补充的是：

若不首先承认“恶法是非法”，我们连辨识恶法的能力都将失去，又何来“避免”？

更高法则是制度运行的边界；价值理性是制度设计的灵魂。正是“恶法非法”这一原则，为良知提供了合法拒绝与道义抗争的空间，为历史保存了底线与希望。

结语：制度为器，正义为魂，民情为要

张教授代表着中国法学界最优秀的制度建设者之一，我对其理性及改革热情充满敬意。但据于真理，必须指出：

法若丧其魂，必成其灾；制度无其义，必致其败。

制度可以导向正义，也可以为暴政装点门面；程序可以限制权力，也可以服务权力。决定制度命运的，不是它自身，而是它是否服从更高的正义。

若无法在人定法律之上，承认一个更高法（Lex Superior），我们终将再次走入“强权即法律”， “立法即统治”的循环，把文明送入合法的深渊。

“恶法非法”不是鼓动无政府主义，而是对制度之魂的呼唤；不是煽动暴力，而是为法律赢回尊严。

在全球法律市场的竞争中，奉行自然法的国家（英美荷北欧澳新以色列等）已完美胜出实践法律实证主义的国家（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朝伊等）。选择自然法还是强权法，也因此成为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讨论的“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的最主要的制度分野。

愿在中国转型的新十字路口，我们都不再迷茫、犹豫，在制度中不忘信仰，在法律上仰望真义，在技术治理之外，坚定文明的方向。

愿转型中国，不仅有法制、有制度，更有灵魂、有正义；这，才是告别2000年秦制，跨越“文明三峡”后的人心所向、大道所归、福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