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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光:我命由天不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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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光:我命由天不由我

作者:映 光

主题经文:《以弗所书》1章4至14节: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 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得”或作“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质”),直等到神之民 (“民”原文作“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一、哪咤故事的来源

2025年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哪咤之魔童闹海》(哪吒二),至今(2025年3月)已经创造了150亿的票房,不仅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历史记录,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影史排名前5的电影。哪吒系列电影有一个核心的主题:“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主题因体现了当下很多年轻人所认同的一种价值观念,是这部电影“火”的原因。

1.《封神榜》中的熊孩子

哪咤的故事来源于明代的神魔小说《封神榜》,作者是许仲琳。小说是以武王伐纣作为背景,并结合道教的神话,描写了阐教和截教之间的冲突和争斗。封神榜的神话体系大概是这样: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他的元气就化成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鸿钧老祖。鸿钧老祖又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都非常有能耐,分别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和通天教主。元始天尊创造了阐教,太上老君创造了人教,通天教主创造了截教。这个故事其实源于道教的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通天教主)和太清道德天尊 (太上老君)。

在天上也有朝廷,即天庭。封神榜的制定是为了满足昊天上帝(玉帝)为首的天庭对人才的需求。由于天庭缺乏人手,昊天上帝决定通过“封神”从其他教派搜罗人才。元始天尊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并派弟子姜子牙借助辅佐武王伐纣来完成封神的任务。

在道教的观念里面,神和仙是不同的概念:神是在人死以后才能够封神,仙则可修炼而长生不老。

在《封神榜》里,元始天尊创建的阐教与通天教主创建的截教有很大的不同,阐教所挑选的都是精英人才,弟子是严进严出,所以其弟子人数比较少。元始天尊只收了12个著名的徒弟即12金仙,每一个徒弟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他们都各有背景。元始天尊肯定不想让自己的弟子死掉,成为天庭的“公务员”。

而截教的理念则是有教无类,天下万物,哪怕是飞禽走兽,甚至石头,只要愿意潜心修道,都可以加入截教,都可以修炼成仙,所以截教的弟子千千万万,在《封神榜》里有万仙阵,就是由上万个截教弟子组成的。由于截教弟子人数众多,来源和成分都会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动物,例如狐狸、蛇等都可以修道成仙。截教的有教无类有点类似于儒家的思想。

在围绕封神榜的大战中,阐教和截教就发生剧烈的冲突,大多数截教弟子战死了,最后进入了榜单被封神,好比被招到天庭做了“公务员”。在帮助阐教与截教的争斗中,还出现了影射佛教崛起的西方教,许多截教弟子转入了西方教,《封神榜》最后以截教衰败、西方教崛起而告终。

《封神榜》成书略晚于《西游记》,具有明代神魔小说共同的也是重要的特点——影射现实。明代的皇帝大多迷恋修道炼丹,尤其是在《西游记》和《封神榜》诞生的年代,大致为嘉靖年代。嘉靖帝非常迷恋修道成仙,他还亲自炼制服用丹药。明光宗朱常洛就因为服用丹药而死,这就是著名的“红丸案”。

阐教与截教之争也影射了明代道教的两大派别,即全真派和正一派之间的争端。全真派在嘉靖年间被皇家视为正统,正一派则受到了排挤与打压。全真派的创始人丘处机和成吉思汗还有交往,劝成吉思汗不要杀戮太多,后来成吉思汗就给全真派一个很高的地位。所以,从元代开始,全真派就一直被视为皇家正统,到明代的时候也是如此。正一派是比较偏民间的一派,一些画符,帮人祈福、驱鬼的道士,一般都是从正一派来的。这两个不一样的教派也是互相争斗的。到嘉靖年间,更是确立了全真派作为道教的名门正派的正统地位。《封神榜》中对纣王沉迷酒色的描写,也是暗讽嘉靖皇帝的昏庸,讽刺嘉靖天天就知道炼丹不问朝事,导致严嵩这些奸臣、佞臣掌握了朝政。

在《封神榜》的故事当中,作者分为天与地两条线来讲述。地上的故事我们都比较熟悉,就是武王伐纣:有一个狐狸精苏妲己迷惑了纣王,以致让纣王非常的暴虐。地上的叙事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正邪观念:纣王因为暴虐失德而被推翻。这一点就比较符合儒家的孟子实行仁政的思想,即皇帝不实行仁政就会被推翻的思想。天上这一条线的故事是讲阐教与截教的封神大战。虽然截教大部分弟子都是支持无德的纣王,站在纣王一边去和武王打仗,但是,作者并未因此特别强调正邪对立,甚至作者对截教的英雄人物多表现出了一些同情。

因此,《封神榜》这部小说非常复杂:表现了儒释道的争端;表现了道教内部的争斗;表现了作者关于儒家的施仁政的思想;也表现了对有教无类的同情。因为在明清两代,小说是不入流的文学,所谓的“名门正派”,一般都通过考科举去当官了,而写小说的人比如许仲琳,他们其实都是科举考试的落榜生,只能通过写小说发泄心中的不满。《封神榜》中截教的有教无类,即无论是谁都可以通过修炼而得道升仙,显然许仲琳对他们是抱有同情的。所以,许仲琳写到截教的一些英雄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因为他们支持纣王就把他们写得很负面;同样,写到阐教的人物时,他也并不是都把他们表达得很正面,一般是持比较中性的立场。

回到《封神榜》中去看哪咤这个人物,虽然他是辅佐武王伐纣的一个重要的英雄人物,但在小说中他的很多事迹,如果仔细推敲,实在是难以为人称道。许多网友挖出《封神榜》里哪吒的所作所为,说他就是一个胡作非为的熊孩子。例如,在小说中,哪咤因为随便玩弄他父亲也就是陈塘关太守李靖的神弓,这个只有哪吒才能拉动的神弓飞出去以后误杀了千里之外的截教弟子——石矶娘娘的侍女。哪咤非但没有给人家道歉,甚至当石矶娘娘跑过来论理说“你怎么把我侍女杀了”的时候,哪咤又蛮横地杀了石矶娘娘的另外一个童子。石矶娘娘最后实在是气不过,找到了哪咤的师傅太乙真人,太乙真人干脆把石矶娘娘也杀死了,让她魂飞魄散。这件事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不就是熊孩子干出来的事吗?哪咤闹海在《封神榜》中也并非出于什么正义的理由,而是哪咤无缘无故地搅乱了大海的秩序,龙王为了要维护秩序派出三太子,结果哪咤不讲理,又无缘无故地打死了龙王太子而闯下了大祸,所以龙王要降灾到陈塘关,最后必须杀死哪咤来平息这场风波。

《封神榜》中哪咤这个人物像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蛮横的官二代、富二代。哪吒有一个做大官的老爸——陈塘关太守,还有一个本领通天的师傅,都罩着他。即使在哪吒肆意妄为,闯下了滔天大祸不得不伏法之后,他还能因为灵珠转世的天选之子的身份,而成为拥有三头六臂本领超强的英雄人物。所以,读《封神榜》里关于哪吒的故事,实在看不出哪咤是一个正义人士。

2.《哪吒闹海》中的英雄

哪咤的故事后来经过了各种改编,便越来越具有正义性了。尤其是对于

七零后,八零后的一代人而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79年制作的动画电

影《哪吒闹海》堪称经典,影响巨大,是一代人集体的记忆。这部动画片里,把龙王描写成了一个要定期拿童男童女献祭的恶龙,把哪咤的父亲李靖也描写成了一个只顾维系封建教条的软弱的伪君子,把哪咤描写成了一个愿为民请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敢于为正义而反抗父权、反抗封建的大英雄。这部动画片是以《封神榜》的故事为原型改编而来。可以说大家对哪咤的认知几乎都来自这部经典的动画片,而非来自《封神榜》原著。

《哪咤闹海》这部动画片诞生于1979年文革结束后,刚开始改革开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还是一个强调意识形态标签很重的年代,这部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力动画片,肯定要经过层层审查和批准,一定要符合政治正确才能上映,自然就带有那个年代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属性。哪咤像生于一个封建家庭,其父李靖是陈塘关太守,显然是一个封建家庭和封建政权的维护者,哪吒敢于反抗封建家庭,敢于反抗龙宫强权,他闹海砸烂了龙宫的行为像极了造反的“革命小将”的形象,就连他使红缨枪都颇有红色小将潘冬子的风采。哪咤这个人物也因此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代表叛逆,代表反抗特权和强权,代表反抗父权,代表一种奉献牺牲的革命精神。这种符号属性后来也成为中国摇滚乐的标志,例如著名的摇滚音乐人何勇、痛苦的信仰乐队等,他们都曾使用哪咤这个形象作为一种精神符号。所以,如果你去参加摇滚音乐节,就经常看到乐迷们摇着画着哪咤头像的旗帜,哪咤的形象就是动画片里所塑造的怒目圆睁的样子,代表摇滚的反抗精神。

二、《哪咤二》主题:我命由我不由天

1.契合时代精神需要

《哪吒二》的导演饺子生于1980年代,他在创作哪咤系列电影的时候,无疑深受这些文化元素的影响。饺子把封神世界也设定为神道与魔道两个世界,神道自然就属于名门正派的阐教。他还对哪咤做了一个很大也很独具匠心的改编:哪咤不再是灵珠转世而是魔珠转世,灵珠分成了魔珠和灵珠两个珠子,哪咤成了魔珠转世,灵珠则到了原来动画电影里反派即龙王三太子敖丙的身上。在这种改编之下,哪吒和敖丙不但不是对手,后来还成了好兄弟。哪咤因为是魔珠转世,从一出生就受到了人们的歧视与误解,电影里那句“成见像一座大山”,也成为了一句网上随处可见的特别流行的台词。

在《哪吒二》这部电影中,魔珠转世的哪咤为了救自己的兄弟龙宫太子敖丙,不得不通过阐教的考核,因为他要成为一个正式编制内的神仙才能救敖丙。但这些考核其实都是为了满足阐教大弟子也是阐教的负责人无量仙翁的权力欲望,他打着铲除妖魔之名,行恃强凌弱之实,因为这些妖魔也没做什么坏事,就被铲除且用来炼丹了。所谓名门正派的神仙不过是滥杀无辜的伪君子。最终哪咤喊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这是《哪咤二》最重要的核心主题。哪吒依靠魔珠转世爆发的超强的战斗力,最终打败了无量仙翁。

《哪咤二》这部电影的成功显然有它的时代隐喻。前几年最成功的电影,还是《长津湖》《战狼》《红海行动》等,它们都是当年的票房冠军。但在今年(2025年)的春节档期,同样爱国题材的电影,比如说今年春节档期投资最高的电影(超过10亿元)《蛟龙行动》票房惨败,排在最后一名。这说明大家审美疲劳了,没有人想再看这种爱国题材的电影了,大家也不再相信这些爱国题材的电影了,相反,在网络上各种社交媒体上,大家对吴京的《战狼》都是各种的讽刺,对吴京本人也都是各种的揶揄。《哪咤》“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题,却受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普遍认同。在很多年轻人看来,《哪咤》这部电影就像他的原著《封神榜》一样,同样在隐喻现实,因为他们面对的现实就像是北京籍作家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所写的一样,阶层越来越固化,社会越来越内卷,再如何拼搏,都不如拼爹,靠自己难以改变的命运,年轻人的晋升通道越来越窄。

每年都有10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就只能考研、考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去竞争那些有限的有编制的名额。而那些拥有特权的人就像虚伪的阐教一样,满嘴的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看上去是名门正派,却做尽了坏事。那么,他们凭什么定义什么才是正义?什么才是真理?我们年轻人又凭什么要按部就班非要去考个神仙的编制?哪咤似乎表达了这个时代的一种心声,表达了这些年轻人的心声,表达了大家的心声,这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命运我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我是魔是仙,用不着你来给我下定义,因为你们比魔还要坏。”这是很多人喜欢哪咤主题的时代背景。

著名的国学专家也是基督徒学者——杨鹏老师,他对此有这样的评价,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决定”,实际上是一种核心观念,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核心观念。尤其在近几十年的中国,甚至成为一种很主流的观念,背后就是藐视权威,革命造反。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就感到解气,甚至会感动流泪,所以我觉得《哪咤》的编剧还是很聪明的,知道我们现实中的多数人是非常畏惧权威的,是逆来顺受的,但心底深处却有强烈的不满。所以就通过主人公的这种颠覆造反,让压抑的精神得到疏解。用这种观念去支配片子的制作,说明他们看中了精神市场,满足了这样的市场需求,可能就是电影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杨鹏老师总结的,这部电影契合了时代的精神需要,大家对权贵阶层不满,但是又敢怒不敢言,这部电影抓住了这个主题。

2.含义

杨鹏老师认为,“我命我由我不由天”的含义有两层:

第一层,就是逆天思想。我命由我不由天。首先是对天不满,认为这个天是不正义的,所以反对天命,反对命运,要自我主宰。放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中看,孔子“畏天命” ,前提是这个天是正义的;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 ,也认为上天是正义的。这个“天” ,实际上是中国精神史的价值最高点,是绝对正义的。但在《哪吒》这个片子里面,这个最高的绝对价值被否定了。所以对中国思想史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大的颠覆。

第二层,就是无善无恶。在任何语境里面,“魔”这个概念都是伤生害命的。哪吒说“是魔是仙,我自己决定”,也就是说,我是伤生害命,还是帮助别人,看我愿意。我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如果你用善恶标准来约束我,我就不自主了。编剧在处理这个片子的时候,里面有一段温情:哪吒是个熊孩子,但是妈妈爱他,妈妈不管他是成仙还是成魔都爱他,这是一种不附加任何条件和准则的爱,这种爱就把哪吒从善恶是非中解放出来了,他不在乎自己是善的形象还是恶的形象,反正我只是做自己,我想当魔就当魔,想当仙就想当仙。

3.秦制以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杨鹏老师还认为: 这种价值观和秦制有关系。秦制建立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精神点就是统治和被统治、镇压和反叛。因为秦制是高压统治,这样就形成一个对立的精神逆流。民间的精神逆流迷恋权力、崇尚暴力。所以,什么叫做“逆天改命”?什么叫做“我命由我不由天”?不就是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吗?不就是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吗?不就是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吗?不就是“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吗?这个精神的导向就是统治与被统治,当主子还是当奴才。

按照易中天老师《中华史》的观点,秦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秦之前是封建制度,即分封制,就是周王把土地分封给各个诸侯。武王伐纣之后建立的周王朝才是封建制度,秦不是封建制度,秦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政权。二世而亡,统治的时间很短。秦始皇统治时期,他云游中国的时候排场特别大,就有一个叫项羽的人,在旁边看着秦始皇,说了“彼可取而代之”,意思是我可以取代秦始皇做皇帝。所以,从秦开始中国就进入到了一个“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时代。另一个英雄人物刘邦也说“大丈夫当如此”,就是他也想当皇帝。“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的第一个农民起义,也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即:王侯将相难道生来就是吗?我也可以推翻他,我也可以做皇帝。所以从秦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治乱循环的历史当中。

哪咤“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思想,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979年的《哪咤闹海》到如今的《哪咤之魔童闹海》,其实都体现出了一种革命造反情怀。这种情怀当然有我们所熟知的反抗特权与暴政的正面属性。对于中国帝制时代的农民起义,教科书中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历次的农民起义,到最后的“太平天国起义”,虽然每一次农民起义都要死很多人,例如,在近代史中最近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中,中国死了2亿人。但是,我们并不在意死多少人,反而对农民起义给予很高的评价。最终农民起义都难免落入以暴制暴的窠臼中。

事实上就从秦制开始,中国历史经历过14次人口杀灭,全部都是因为战争,基本上都是因为抢着要当皇帝而引发的战乱,其中人口下降比例最大的是三国战乱时期,98%的人口死亡,可谓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闻”。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人口大杀灭,就是太平天国起义,死了一多半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死了几千万人,但我们的一次农民起义就能死2亿人。

4.恶棍哲学与造反逆袭

正如杨鹏老师对这部动画片的批评:这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心态,似乎是对于明代《了凡四训》“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思想的继承。但是实际上了解《了凡四训》的朋友们都知道,“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是有目标的,是要行善的,是受善的目标牵引的。但是动画片的编剧取消了善的约束,人生的方向就不受善恶是非决定了,只有一条:我做自己,想干嘛干嘛,你管不着。这种自我主宰很有审美感,有些人为之兴奋、流泪。但是大家尝试想一想,我们把这个句子落在现实中,假定天命就是法律,“我命由我不由法”,当个抢劫犯还是勤奋的工作者,我自己决定,这不就成了恶棍哲学了吗?这片子的确很成功,既有市场需求,技术也过硬。但成功不能证明正确。如果一个民族信这种恶棍哲学,那就把这个民族给害了。

我们把那些抽象的东西拿开讲核心观念,发现中国人非常核心的动力就是造反逆袭。我们在自己内部的时候是这样,当我们进入世界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最近 DeepSeek(人工智能软件)大火,自媒体的反应都是说“颠覆了西方”,他们把那个“天”想象成美国,颠覆了美国,就感到兴奋。对方的反应可能不是这样的,对方看到了你这边颠覆性、创造性,人家觉得你挺好,能够推动大家发展,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你是想着在颠覆中得到快乐,别人却看到了你的技术进步。

我们特别在意我们是否遥遥领先。在《哪咤二》取得了初步成功创造了中国的票房记录以后,它的成功现在也变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叙事。很多人去二刷、三刷、四刷,很多单位组织去二刷、三刷、四刷,不再是因为这部电影好看,而是因为它可以打败好莱坞电影。让《哪咤二》创造一个个的票房纪录,成为民族的骄傲、民族的自豪,成为一个标签,这样就打败了象征着阐教的美帝。

还有很多人就此从《哪咤二》中找出来许多映射着美帝国主义的符号,比如说炼丹炉上的美元标志,代表了美国的炼丹炉;升仙的牌子被画得像绿卡。电影再次被赋予意识形态的属性。这部本来跟爱国主义题材毫不相关的电影,也像《长津湖》一样,成为了一部反美的充满了仇恨的电影。我们赋予了这些本来跟意识形态不相关的一些事物以意义。

反抗强权、暴力与不公的哪咤精神是我们特别推崇的,而且越是在一个充满压迫与不公的时代,它就越有市场。但回顾中国历史,每个朝代的反抗其实都像《封神榜》里面写的武王伐纣一样,不过是依靠以暴制暴,用一种新的特权取代旧的特权,不过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不过是历史的重复循环而已。

“我命由我不由天”,有着从现实一直延伸到宇宙的不满,觉得这个世界不公正,要造反,一直反到哪儿?一直反到创造宇宙的造物主。最后的结论就是宇宙是不公平的。既然这个宇宙不公平,谁公平?哪咤公平。那么这个社会的绝对价值的建构就以哪咤为中心,因为他在反抗不公平的世界,而天是不公平的。以哪咤为中心,也就是以拳头为中心,只要我胜利了,我把无量仙翁打败了,我就是神,我就是主,我就是天,我就是正义,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集权。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

在我信主基督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致力于学习王阳明的心学。心学有四句诀句,被称为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圣人了,也是最后一位儒家大师,有人把他跟孔孟相提并论。王阳明的思想对近代有很大的影响,曾国藩特别崇拜王阳明而去研究他的思想,蒋介石也特别崇拜王阳明,甚至毛泽东对王阳明的研究也很深。王阳明本来想参透朱熹的理学,也就是宋理学。宋理学把孔子神圣化了,把孔子作为圣人、神供起来了,把孔子偶像化了。朱熹把儒家思想变成一种儒道,甚至变成一种儒教,把它变成一种教条理论,即宋理学。

宋理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讲的是:世界最重要的恒定不变的就是自然,而自然其实充满了儒家的仁爱规则。王阳明就去看竹子,对着竹子发呆,格物致知,想去参透儒家的思想,因为竹子有儒家所提倡的君子的品格。结果他发了很多天呆也参不透,最终他发现所谓的格物,最重要就是善恶观念。所以,心学四诀可以说是王阳明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即善恶观念。王阳明讲“无善无恶心之体”,人本来是没有善恶观念的;“有善有恶意之动?”,后来因为人类有了自由意志,才能够开始分辨善恶;“知善知恶是良知”,当人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时候,这代表了一个人有了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一个人光知道善恶还不行,要行动起来,要真正去做为善去恶的事,最终才能实现“格物致知”。但是,王阳明唯独没有解释的一点就是“何为善恶?”“为善去恶是格物”这里隐含了一个含义,就是善恶是天理天道,也就是说,他最后从自然的法规当中参透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善恶最终是由天理天道来决定的。

杨鹏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研究,同时对《圣经》也很有研究,他是一位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圣经》进行对比研究的学者。杨老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本来是有天道观念的。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思想源自西周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时代,孔子从周继承了天命思想。天命思想是中华文明黎明时分最重要的思想启示,今天仍然会在我们心中激起一种神秘的、超越的、主宰的、不可抗拒的意识。但是对我们今天许多人来讲,天命的具体内涵已经模糊了。天命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

我们回到《封神榜》这部明代小说原著,发现里边也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命观。这部小说里,纣王确实坏,他之所以会遭到天谴是因为他对女娲娘娘不敬,所以女娲派了狐狸精苏妲己去扰乱商纣的朝纲。小说里也提及,朝代的更迭,最终武王代替纣王,周代替商,实际上是天命注定的一件事情。小说里的人物最终谁能上或不能上封神榜,他们的命运也都是由天来决定的,只不过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明确天是什么?天道是什么?

天命思想主要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代表,集中表达在《尚书》《诗经》和《论语》中。孔子的哲学思想叫“克己复礼”,他的这一哲学思想不是说未来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差。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回到周公治理的周朝那个理想的时代,世界乱了是因为违背了周公的秩序,违背了最早的周天朝的秩序,因此,应该回到这个秩序当中。显然孔子的“克己复礼”的思想,最后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由封建制变成了帝制而彻底破灭了。

中国的历史书,无论是《史记》还是《资治通鉴》,对于秦的评价都极低。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文集、思想史的文集,当时知识分子对秦的评价也都是极低的,认为秦的制度是很野蛮的,他们认为周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楚汉之争”,最终项羽和刘邦争天下,项羽的理想还是重回封建制度,也就是回到周王朝的秩序当中,而不是延续秦的暴政。当然,最后刘邦夺取天下以后汉朝还是延续了秦制。所以,按照孔子的思想,孔子死后历史中发生的这些事都不符合他的理想。

“天命”是一个组合词,由“天”与“命”组合在一起。“天”是什么?是指上天——最高的主宰;“命”是命令。“天命”即最高主宰上天(神)的命令,这就是中国的天命观。杨鹏老师写过一本书,叫《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的基督信仰之间的关联,可以去读这本书。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有普遍的启示,也有特殊的启示,因此,即使中国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圣经》,但是也有上帝普遍的启示存在,中国文化中一定包含了神的启示。

在《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里面,杨鹏老师把“天命”总结为五点:

第一是天生论:相信造物者上天创生了宇宙万物和人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都相信上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类,都相信是有上帝的,并不是纯粹的无神论或唯物主义论。道教对上天是谁有一些解释,例如封神榜里面的解释是盘古创造了天地,女娲后来补天,这些神话故事里解释了是谁创造了天地万物。儒家则对上天是没有解释的,佛教也没有解释,但是,本质上都相信是造物主创造的世界。

第二是天德论:相信上天创造的秩序是道德秩序,是指向正义与仁爱的。王阳明会去格物致知,是因为他想找寻到孰为善恶。孰为善恶?他认为要格物,为什么格物?因为人是不可靠的,人的品性多变,但是竹子的品性恰好相反,竹子出生以后一直就是竹子,有固定的属性,儒家就认为这背后是有其含义的。竹子为什么代表君子的性格?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带有仁爱的思想,所以上天是有道德秩序的。

第三是天罚论:相信上天在监督和维护公正友爱的天德秩序,对行恶者施以天罚以恢复天德秩序。所以,如果违背了上天的仁爱秩序,就要受惩罚。在孟子的思想里面就天罚论,君主虽然是因为上天的眷顾才能够做君主,是天子,但是,如果君王不施仁政,不爱民,最终也要被推翻,这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在中国的历史书里面,是非常重视天德与天罚的,例如《资治通鉴》特别重视天象。比如,北京在桃花盛开的三月,突然下了一场大雪,就有可能记述在古书里面,且告诉人们这个事是吉是凶,如果是凶,就有可能是天要降罚的标志,皇上就要赶紧要去祭天。所以,北京设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为祭天之用。天坛里没有任何的神像,既没有道教的神像,也没有佛教的神像,天坛里啥都没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天是什么样,但是,它就有祭天这样一个文化在里面。甚至皇帝因为觉得自己犯了罪,就得下罪己诏惩罚自己,因为惧怕天要降下惩罚来,这就是天罚论。

第四是人德论:天德生在人性中为人天生之美德。天的德性和人性是相通的,所以王阳明要格物致知,要去看竹子是怎样的,要去看山水是怎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古代的书画里面特别喜欢画梅花、画竹子,认为它们代表了君子的性情,代表了一种良善,因为造物主在创造这些事物的时候,都带有良善去创造这些事物。因此,从这些事物当中自然就能看到上帝的美好,也就是看到天德,所以天德生在人性当中,这就是人的美德的由来。

第五是天选论:上天有德,创世的深层秩序是有德的秩序,是公正美好的秩序,是有益生命的秩序,但人性逆天坠落,会侵扰天德之秩序。最终,上天会选择那些顺应天德秩序的人去推动历史,去祝福他,而那些悖逆天德秩序人就会有惩罚。所以,孟子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从杨鹏老师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命”五论中,我们能看到跟《圣经》中上帝的属性是相通的。《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上帝是良善和公义的,祂不是不带感情的,而是以公义和爱来创造这个世界,以公义的秩序来创造世界的秩序。如果我们行恶事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从《旧约圣经》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上帝是以祂的样式来创造人,什么是“样式”?上帝没有形貌,实际上是说以上帝的品性来创造人,人就有了良善的品性。《创世记》第2章7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不就是天德论和仁德论吗?何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用旧约时代以色列的历史来推演,推演到新约时代,推演到整个世界的历史,印证的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句话,也就是顺应上帝的律法,就会得祝福;不顺应律法,最终就要遭到惩罚。遗憾的是,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王阳明,并没有解释何为善恶,没有清晰的界定善恶标准,而我们的历史社会也并未遵循天道的原则与秩序,而是遵循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人道的原则与秩序,谁依靠暴力取得了权力,谁就代表天,谁就掌握命运。

赵晓老师曾说过,如果孔子见到了耶稣,如果孔子看到《圣经》,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孔子、孟子、王阳明这些大家,当他们读到《圣经》后一定会成为基督徒。特别有意思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四诀,当你进一步去追问谁定义善恶的时候,那层窗户纸就被捅破了,你就自然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在信主之前对王阳明的心学很痴迷,读了很多王阳明的书,我就一直在追问,历史中谁解释善恶?似乎很多人都信奉王阳明,可最后当他们得到了权力之后,都说自己是善的,代表正义。但到底谁判定孰为善、孰为恶、孰为良善?天地之间自然的法则又是谁来设定的?这些法则又是怎么样的?继续往下追问,一定会追问到上帝,这就好像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把它捅破了,自然就信上帝了。赵晓老师曾打比方说,如果你只是擦灯泡而不接电,灯泡擦得再干净也不会亮。当我读了《圣经》,窗户纸就被捅破了,我就成了基督徒了。所以,明末时期,利玛窦等著名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宣教后,像内阁大学士徐光启这样的明代大儒都成了基督徒。

四、遵循天道:王在法下

我们如今当然知道天即上帝,天道就是上帝的秩序和规则。《圣经》中上帝由摩西颁布的“十诫”和613条律法,分别了公义与不公义;善道与邪道;是魔还是神。魔鬼在《圣经》里就是撒旦,神就是上帝,就是耶和华,就是主耶稣;是撒旦还是上帝之道?这些都不是由我们这些有限的充满罪的人来定义的,而是由上帝来定义的,而且这些定义有很明晰的界限。《圣经》给了我们律法,给了我们很明晰的界限,而如果只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命”论里,就等于擦了半天灯泡,擦不亮,因为没通电。没有读到《圣经》里上帝的话语,人不知道怎么区分善恶,虽然大家也会追寻天道,但是天道是怎么定义的?就演变成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有天道解释权,于是天道就变成了人道,以天道为中心,最终是成为了以帝王之道为中心。所有这些道德准则,全部都是用来要求老百姓的,而帝王们则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二十四个墓碑,也就是二十四个家族史。这些家族史充满了各种违背天道人伦的现象。皇帝们荒淫无度地生活,他们虽然读着一些圣贤书,却仍然荒淫无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规则是最终谁掌握权力谁就有权解释天道,王在法上,而不是王在法下,因为王法就是王定的,而不是《圣经》里面写明的律法。

一个文明的民族,在他精神生长过程中一定要达到一个高点,在这个高点上形成一个衡量善恶是非的至高的概念,然后再围绕这个概念建构他的思想传统,这才是一个天道的秩序。摩西思想的核心就是上帝律法选民,他建构了这么一个高点以后,就以上帝还有律法为基础来衡量现实世界。摩西律法又为西方基督教世界构建了自然法体系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了民主、自由与法治的制度体系,才令世界从治乱循环、以暴制暴,走向了文明。

《旧约》中以色列的历史跟我们的历史相对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王在法下。无论大卫或所罗门,他们拥有多么不可一世的权力,但是都在摩西的律法之下,都必须遵从律法。这个律法自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之后,就刻在了石板上,这个石板放在约柜里,约柜最后放在圣殿当中,人是不可以更改一个字的,因为这是上帝亲手写在石板上的,它是一个恒定的法律。因此,人最终不管拥有了什么样的权力,都要在上帝这个真正的君王所颁布的法律之下,就形成了王在法下的体系。基督教国家之所以最后走向了文明,就是因为建立了一个王在法下的法制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不是谁掌握了权力就可以随意更改法律的,尤其是宪法,要修改它是非常难的。

王在法下的法律体系,其源头就来自摩西的律法。例如,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美国宪法,美国的宪法精神就是来自于摩西律法的传统所衍生的自然法传统,这就是美国宪法的法律基础。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基础,也就意味着善恶标准的缺失。所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造反精神,再次因为哪咤这部电影的火爆而成为一种时代共鸣,或者说,正因为它再次成为一种共鸣,才成就了这部电影的成功。但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只会带来新的灾难,并不会让我们冲破野蛮的炼丹炉,最终走向真正的文明。

五、人生的价值:我命由天不由我

文明其实只有一种,就是不吃人。我们的历史为什么是人吃人的历史?因为“我命由我不由天”,最终是由掌握权力的人定义善恶,他就一定要打倒他认为恶的东西,并踩在脚下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我们历史难以脱离人吃人的历史,难以脱离暴力相残的历史,难以脱离以暴制暴的历史。只有真正懂得“我命由天不由我”,遵循上帝之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才能真正的拥抱天道,才能真正的走向文明——从野兽的那种弱肉强食的世界当中,最终走向有上帝之爱的文明世界。

《以弗所书》第1章4-14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来自哪里、要去向哪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弗所书》1:4)杨鹏老师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天命”五论的天创论就有这里面的意思,即从神创立世界以先,祂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最早也不是无善无恶,而是有神的良善,因为神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无有瑕疵的,是像神一样圣洁的、没有罪的人。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圣洁的,是按照神的荣耀的样子创造的。

“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1:5)所以我们本来就有神的荣耀。神是什么?神是万物的君王,是万王之王,是万能之耶和华、全能的主。既然如此,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子名分,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都已经被预定了,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不是只有古代的皇帝是天子,我们都应该叫天子,本来就有荣耀的身份。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1:6)因此,我们的人生意义是有荣耀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来自我们本身,而是来自神的爱子主耶稣,是从主耶稣那里赐给我们的。这就讲明了我们的身份是怎样的。身份对一个人而言太重要了。儒家的思想也有很伟大的地方,它里面也有与基督教的思想理念相通的地方。从《创世记》可见,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以祂的荣耀的形象来创造人,中国人显然也是从上帝最早创造的人里出来的,不能说中国人不在神创的范畴里面。神有普遍的恩典,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有跟上帝相通的部分。但是上帝有祂的救赎计划,这是我们无法参透的。从《圣经》里可以看到,福音从西边往东边传,现在传到了中国,中国应该就到了福音转化的季节,这显然是上帝的计划。在一些特殊的启示里,上帝拣选了一部分基督徒来完成祂的使命,这也有祂的计划。按照我们的人的理解,祂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孔子和孟子不了解也就不知道福音。当有弟子问孔子说,你死了以后去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未知生,焉知死”,我连生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死。但是,当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你显然就无法真正地参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更无法参透善恶的标准在哪里。

《以弗所书》最开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有荣耀的身份的,我们是神子的身份,我们本来是圣洁的,无有瑕疵的,我们因为后来始祖犯罪有了罪性,但是神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最终祂的救赎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这就是神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以弗所书》1:8)。这恩典是最大的,是神赏给我们的,白白的给我们的,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白白的给你了,只要信就可以。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1:9)要注意的是,从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预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叫我们知道祂旨意的奥秘。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真理。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1:10)这指的是我们未知的未来,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意思。死以后的世界最终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最终还是要回到神的圣洁当中的,恢复到神的天定的秩序当中。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或作“成”),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以弗所书》1:11)这本来就是神所计划的,为要让我们得到永恒的基业。永恒的基业什么?就是让我们在神的秩序之下管理祂所创造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基业。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以弗所书》1:12)我们如果相信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永远有盼望,就不会陷入到绝望和悲观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永恒的基业,充满荣耀的圣洁的天国在等待着我们。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1:13)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受水洗、圣灵的洗和火的洗,经历这三个洗之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印记就是圣灵的印记,我们的品格、行为都是圣灵给我们的印记。而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听见真理的道,即《圣经》——神的话语。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质”),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以弗所书》1:14)我们基督徒知道人生的终点是什么,也知道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启示的、主耶稣再来天、国降临的终点,那是我们的基业,最终使祂的荣耀得到称赞。

《威斯敏斯特大小教理问答》(Westminster Larger and Shorter Catechisms)是基督教改革宗传统中最重要的教义文献之一,由17世纪英国清教徒中一些教父级的人物、著名的神学家主导的威斯敏斯特会议制定,是关于基督教基要真理的问答。有很多弟兄姊妹问怎么辨别异端?就以威敏教理定义的基要真理为准。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共识,如果是异端,肯定跟某些基要真理相违背了。真正的上帝的教会在基要真理上是统一的,而在基要真理之外大家可以有所不同。

《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活着?”答案非常简单: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活着。在何光沪老师翻译的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三卷本中,第1卷第1章第1节就特别重要,告诉我们:只有真正认识神,才能认识我们自己。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神的标准,没有神的尺度,我们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标准来定义善和恶,我们就只能走向一个以暴制暴、看谁的拳头更硬的强权社会。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了善恶标准,得到权力的人就代表真理,代表正确。比如一个有权力的人等到他成贪官了,人们才发现他做了那么多坏事,但是他有权力、不可一世的时候,他好像无比的好。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善恶观?在一个没有神作为尺度的社会当中,我们每个人只能以自己为尺度,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都是实现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好像就成了我们活着的意义。所谓“实现自我价值”无非就是成为人上人,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成为社会的中坚,大家每天都在疲于奔命地活着,就是为了所谓的“实现自我价值”。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所谓“自我价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定义这个价值,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些原本是为民请愿、挑战恶龙的英雄,最终变成了恶龙,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中不断重复地上演着。

因此,“我命由天不由我”,是魔是神,不是由我们定义的,而是由上帝定义的。在上帝的绝对公义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世界没有一个义人。当我们面对上帝的绝对公义的标准时,就像加尔文所说的,我们看惯了黑的东西,往往以为我们变成灰色就是干净的了。我们的本相都是自以为义的,当我们都以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那就要党同伐异,接受不了不同的意见。比如,你支持川普就是川粉,你就是坏蛋,是没有正义感的,我就要骂你、打倒你,然后把你踢出群。这就是我们的这种文化,根源恰恰就是这部动画片的主题——“我命由我不由天”,是神是魔由自己定义。最终谁的拳头硬谁就掌握权力,只要掌握了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他就是真理的代表。所以就有了反抗,怎么反抗?答案就是三头六臂、魔珠转世的哪吒把无量仙翁揍成了乌眼青,这就胜利了。他揍得越狠,大家越嗨、越爽,这就是我们文化。

但在上帝的绝对标准面前,在上帝的绝对公义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白色的,我们跟别人相比最多就是黑和灰的区别;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罪人,都是不堪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谦卑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要阐述认识神是认识自己的前提的原因。所以,当我们去行公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荣耀是归于上帝的而不是我们,我们就不会自以为义。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恶,在痛恨恶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宽容的心对待犯错的人。因为“爱神与爱人如己”才是上帝律法的总纲。孟子所说的“顺天者昌,顺逆天者亡”真正的含义就是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律法就得祝福,悖逆上帝、悖逆上帝的律法就要受到惩罚。

感谢主!我们有了《圣经》,我们就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就有了真理真道,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善和恶以及善恶的标准、公义的标准。上帝给我们律法,让我们在祂的律法基础上去构建一个王在法下的文明社会,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只有回到基督的信仰当中才可以彻底的转变这地的土壤。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拍出一部“我命由天不由我”的带有基督教公义与爱的文化的电影,并且能够创造票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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